【弄堂】章缘：台湾人讲上海话

guglielmo

台湾人讲上海话

章缘

初到上海，走在热闹的街头，我感到沮丧。
车水马龙的大街，橱窗里的名牌，打扮时髦的男男女女，快速的步伐和冷漠的神色。这里是另一个西方都会的复制。如果执着于舒适的物质文明，我不需千里迢迢举家从大纽约迁到中国。外滩的水上夜景、壮伟的西式建筑群，游人如织遥想当年，如果被这样的美景吸引，我根本就不会离开纽约曼哈顿，那璀灿无以伦比的珠宝盒。上海自古作为商港，早受西风洗礼，她不像北京那样，以传统和历史震撼我久违母国文化的心。人到中年放弃原有一切，调转轨道往另一个方向奔去的我，求异之心胜过求同。走在纷乱的街头，我不知如何跟上海产生连系。
但我很快就发现，上海可能是最适合台湾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有四十多万台湾人，从台菜到台湾杂货，应有尽有，她的西化和开放，也让台湾人容易适应。至少，上海人对台湾人见多不怪，不像内地其它地方，台湾人的身分一曝光，总要招来许多关于政经方面的盘询。
来到上海，我先注意到的是这些故乡人，在餐馆在街头，只要他们一开口，我就能从众人之中认出来，很多时候甚至不需乡音的辅助，只看打扮举止神情。同类相聚，虹桥和古北一带，有了许多台湾人小聚落，单从台菜馆的分布密度，即可窥知一二。像我这样的台湾留美客，人生的黄金岁月都在美国度过，待人接物的原则、生活的方式和世界观，都受到美国文化相当大的影响，可是来到上海，我仍被归类为台湾太太。
我所认识的台湾太太简单分作两类，一是随台商爱人来沪，一是随外商爱人驻沪。前者多是生活单纯的贤妻良母，以先生和孩子为重心，眷恋故乡执着台湾品牌。后者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见多识广视野宽阔，对异文化接受度高。
每两个星期，我们在古北某茶坊开读书会，四周都是搓麻将打牌的哗哗声。上海人真爱搓麻将，公园和茶馆里围拢雀战，街上棋牌室林立。上海话里也有很多关于麻将的惯用语，我想到刚学过的“白板对煞”，形容一种对峙僵持的局面。跟书友们分享对上海文化现象的观察，大家却感叹没交到什么上海朋友。平日接触最频繁的上海人，是雇用的阿姨和司机。蹲住上海多年，除了消费还是消费，孩子读的是台商学校、国际学校或美国学校，不会讲上海话。
没有人相信学得会上海话。认为上海话好学的只有一种人:上海人。他们随口教两句，要你看看滑稽戏，以为这样就能学会。你感谢他们的好意，但要学会一门方言谈何容易，上海话是到上海才初次听到的话，那些语音腔调必须慢慢输入到脑里，偏偏我们又是忘性大于记性、生活里有太多责任牵挂的中年人。上海不过是人生过站，学这门方言的投资报酬率委实太低，何况学异乡方言，必须老着面皮摸索陌生的发音声调和习惯用法，期期艾艾辞不达意，在其中频频出丑闹笑话。四九年多少外省人去了台湾，住了一辈子，不会说台湾话。除非逼不得已，谁愿再去牙牙学语。
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上海住多久，凭着一股冲动便学起来了，从未怀疑它会是座不可攻克的高山。一旦开步走，对异文化的本能好奇，支持着我向前，我咀嚼那些用语背后的文化特色，比较它跟同属南方语系的台湾话的异同。台湾话也有很多语尾助词，上海话语尾无义的“额”等同台湾话里的“啊”，学校也称学堂，以“跑”代“走”，“转去”作回去，宿、脆、家、鹿、敲、降、触、束、写、毒等字的发音位置一样。

上海人讲方言跟台湾人很像，明明是讲着方言，遇到特别严肃要表明立场或套用成语时，就转为普通话，两者转换自如。一些习惯母语的长者，讲起上海话时口气更轻松态度更自信。还有一种由上海话直接翻过去的普通话，只有识解上海话后方解其意。我最常听到的是“不来塞”、 “一塌括子”、“横竖横”、“淘浆糊”等。最易引起误解则是“覅响”，听来以为是“你甭想”，其实是不要作声。
意外的收获发生在重读张爱玲。她是我的文学启蒙师，她的小说多以上海为背景，即使不在上海，也是关于上海人。想象中的里弄、娘姨、石库门和横马路，都在眼前落实了，连张爱玲的故居和常去的地方，也都触手可及。我读懂了她文中一些上海的特殊用语，也懂得了张爱玲。她九死一生逃出父家，坐上黄包车时，还本能地在跟师傅讲价钿。母亲告诉她，如果选择跟母亲，以后就没有钱了，她为此很是挣扎……种种我曾以为特异的行径，只说明了她是个上海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我很快发现，学上海话是了解上海文化的快捷方式，它成了我跟上海联结的切入点。在上海的台湾人有几人能解上海话?又有多少人识得此地家喻户晓的老娘舅阿德阿庆?台湾太太们对我的决心投来艳羡佩服的眼光，我的上海经验将跟她们不一样。

我理想的上海话老师是五、六十岁的阿姨，几代长居上海卢湾或静安，幼时曾经住在花园洋楼，后来搬进了石库门里弄，她有来历有故事，深谙人情世故，而且跟现实世界的联结还很紧密，能用生动鲜辣的老底子上海话讲述见闻。从她的语言中，我可以看到地道的上海，梧桐树掩映下的幽情。
寻觅这样一位老师，却比登天还难。原因之一，三年前初到上海，落脚在偏远的松江；原因之二，上海到处有外语教室，但不见有教上海话者。托家教中心找到的老师是个大学生，土生土长的杨浦人，从没教过上海话。“无鱼虾也好”，台湾话如是说，我跟着这个上海小姑娘开始牙牙学语。
学上海话的决心下得有点疯狂，我没料到的是，它从根本影响了我的上海经验。
刚上了两堂课，就学到“台巴子”。老师有点吞吞吐吐地解释它的意思。巴子，指乡下人，上不得台面的。台巴子们其实就是一帮想要赚钱的台商，或财大气粗，或汲汲营营，有了钱的男人又贪恋温柔乡。我不懂，上海人长久浸润于重商文化中，对商人的作为习性最清楚不过，他们真正看不起的是那些不懂得打算盘的阿木林。第一波来抢占山头的台商，难道是因为缺乏文化素养和圆熟的作派，成了台巴子?
答案很快揭晓。学了“台巴子”后，我又学到“外地人”、“乡下人”。上海人称所有看不入眼者为乡下人。年轻的上海老师坦言:勿是上海人额，侪是乡下人。我问，北京人呢?把首都的人也称作乡下人吗?老师脸上没有一丝愧色,北京的钱都是上海这里拿过去的呀!
瑜亮情结，我想到北京人对上海人也有很多想法。来上海之前，我在北京住过一年。两年前重游北京，一位相熟的北京出租车师傅知道我住在上海，对我抱怨，有一回拉了四个上海人，下车时竟然四人分摊车钱，给的还全是铜板! 我因为住过两地，立刻便能了解他的鄙夷。豪气喜欢抢着买单的北方人，看不惯分账的“小气”做法；而北京惯用一元纸币，少见上海通行的硬币。
长久以来，人们对其它族群都有一些看法，或称刻板印象，似是而非，枉顾个人的特异性，却有高度的辨识性。族群成见总是贬义居多，挑出对方跟自己不同的地方，给予负面评价。我自己在美国大纽约区住了十多年，那里是五方杂处的民族大融炉，我因为黑发黄肤的外表，被迫要负起整个族群的重厄，中美关系一紧张，不，只要同是黑发黄肤，哪怕是韩国日本跟美国关系有个风吹草动，出门时都要当心点，免遭无妄之灾。但是人们对种族歧视是有自觉的，大多数的人会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尊重。只是表面的尊重和谐有如薄膜，遇到突发的冲突，一戮即破。
这种人性，到哪里都一样。台湾现在呼吁尊重外劳，因为很多人压榨外劳。我想到美国唐人街那贱如蝼蚁的华人劳工，上海四百万盖房的外地民工，他们在社会的底层备受歧视。而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成见和歧视特别尖锐，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掩饰。上海话老师对那些插队吐痰不守文明礼仪的人，包括擦撞她的摩托车骑士，我遇到过的凶巴巴的售票小姐，以及偷我脚踏车的人，林林总总一些恶形恶状的人，统统习惯归结是外地人。
上海人的优越感令我惊异，令我好奇。我来自一个经过殖民和威权统治的小岛，那里的人没有地域性的优越感。当我去到美国，身为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更常要替自己打气。而上海开风气之先，是中国最早见世面跟国际接轨、富裕起来的地方。在中国，上海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代表着质量保证。这种信心，超市里的阿姨都有。我想买个暖身宝捂捂冬天冰凉的脚丫。阿姨说，买上海老牌子质量最好，至于那些比较便宜的外地杂牌?她丢下“乡气”两个字。
优越感加深了阶级族群间的隔阂，而上海的殖民重商历史不断强化富贵贫贱、城贵乡贱，让我感受到在这个经过多次运动想改造和混同阶级的地方，阶级与地域之分比我所住过的任何地方都要严峻。

我的心灵导师、印度大师Sri Sri Ravi Shankar说，不要执着于你的舒服区，不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我就这样大着胆子来到中国，做好各种不舒服的思想准备。世界是如此丰富，人有百样，我不想停留在自己的舒服区里，日复一日复制原有的经验。
在松江住满两年后，我们搬到长宁区。学了一年的上海话，都只在象牙塔里，没有跟上海人对话的机会，现在走在路上听到的都是上海话，我兴奋又紧张，心里“搭搭动”。初级课本早就学光，平日都是跟老师天南地北“茄山湖”，搬到长宁区后，我振作起精神，寻来一本新教材，里头收录了成千上百条惯用语。
　　我学到“轧闹猛”。生平不喜凑热闹，但是独自一人跟谁去“开”上海话?要认识上海人，得往他们活动的地方去。有一阵子，我常到住家附近的长宁文化艺术中心，送儿子学跆拳道，让他跟一帮上海小朋友混在一起，他们喊他包子，因为他是台胞。我自己则去看中心里每周五晚上的舞台表演，合唱或独唱，乐器合奏或独奏，全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有一回演出的是音乐剧，剧中有个唯利是图的台商，嘴脸丑恶。舞台上的台商跟上海的穷艺术家起了冲突，艺术家求情：别这样，我们都是中国人。台商不以为意：我是台湾人！艺术家义正辞严了：今天你遇上我这个爱国的人，算你倒霉。他一拳把台商打倒：要你记住，我们都是中国人！台下爆出如雷掌声。
我有点吃惊，以为上海人没有那么“爱国”的。
我也去参加周日上午的上海文化讲座。从鲁迅讲到张爱玲，讲异国经验，讲上海作家的的新作。与其说想从这些演讲里听到新知新意，不如说我想从中窥知当地文化现象，包括那位追着陈子善先生问张爱玲怎能跟鲁迅相提并论的退休中学老师。
有一场是讲张爱玲作品的电影改编，说到了上海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韵致。我以前跟这位女作家一起喝过咖啡，演讲完毕她突然把我喊上台去，介绍我是台湾作家。这下子全场眼光像探照灯打过来，刚说了上海女人，现在来了个台湾女人，正好作对照。彷佛这代表台湾形象的重担还不够我扛，要让我这个台湾人谈谈对上海男人的印象，男性听众闻言都把脊梁骨一挺，眼睛聚焦。急中生智，我用上海话问候大家，简单自我介绍，所有人惊奇之余，也就忘了追究我的想法。
活动结束，几个听众围上来，对我很好奇，其中一位是程阿姨，她说自己对文学有兴趣，任职于居委会，愿意教我上海话，约定每周五晚上在文化中心碰头。这个阿姨上海话说得悠软好听，颇符合我对上海话老师的理想。约定的那天，天落大雨，她骑了半个钟头的脚踏车来了，我千谢万谢她的热心肠。谈话以上海话进行，她问了我很多美国的事，车很多？房子很大?我则请她下回告诉我什么是居委会。没想到之后天气都不好，然后她被朋友的狗咬伤了，再后来，她说她很忙。
我跟上海话老师说了这段，她提醒我，轧轧闹猛可以，也要懂得“轧苗头”。现在我们已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虽然我的年龄足以当她的姆妈，有时她还比我老成世故点。我也不喊她老师，跟着儿子喊她徐姐姐。上课时，我把一星期内发生大大小小的事，用上海话讲出来，唯一没有明白告诉她的是，我是个作家，于是她毫无城府地告诉我，家里爸爸如何偷电，妈妈如何挑剔帮佣阿姨，朋友工资三千却可报销一万，女人怎么作嗲，男人活该做家事等等。我听了如获至宝。
我左思右想，单靠买东西时跟店员交换的只字片语，上海话哪能有长进?最好能交到一帮朋友，在轻松的场合里聊聊天。主意打定，鼓起勇气去拜访程阿姨来不及向我解说的居委会。
一踏进小区居委会，几个阿姨往我一打量，我心里便开始发毛。她们问我家住哪里，暂住证申请了没，跟管区派出所登记了没，打开一本厚簿子查起来。在美国一住十几年，没有填过任何户籍资料，要作人口普查，政府也要一再倡导，才能登门调查。从小在台湾被灌输了不少恐怖的街道监控居民的故事，什么听壁脚啦，什么控制户口分配就业等等(那个程阿姨是做什么的?)我来这里不成了“舔刀羊咩咩”吗?
牙一咬，我把视为隐私的个人资料都填上去了，安慰自己，这些只有在美国才算隐私，然后怯怯说明来意。几个阿姨都露出笑容，其中笑容最灿烂的一把抓住我手臂，“你明天来，明天健身操开课，要学上海话不怕没人教! ”
为了学上海话，我这匹荒野的狼，这片漂泊的云，这个享受寂寞的独行侠，换上紧身韵律服下海去了。结果，年长的阿姨练舞练得气喘嘘嘘说不出话来，年轻的姑娘则宣称上海话说得不纯熟。正如我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健身操竟然也非单纯健身，而是要参加三个月后的长宁区各小区比赛!我想“滑脚”，却被老师钦定为小老师，帮忙记舞步带大伙儿练习。为求比赛佳绩，四十来个年龄从二十几到六十几的女同志，每周数趟练习如何整齐划一。
我也是在制式威权教育下长大的一代。剪着丑死人的清汤挂面头，穿制服，排队朝会，上课端坐手放膝头，中午午休，脸一律朝左……那几十个寒暑，向右看齐向前看，整齐划一是我们的标竿。为了要跟别人对齐，只好特别注意大多数人如何行事，压抑自己的特色，成就了一种表面的和谐，赏心悦目并且易于管理。
去美国留学对我是一大解放。美国文化标举个性，尊重差异，每个人讲自己的话，原创高过传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幕：纽约大学表演文化研究所课堂上，我的导师播放了中国的白毛女芭蕾舞和其它舞蹈作品。在座师生同感惊异的不是舞者的技巧，而是群舞时的整齐划一。这是怎么做到的?要一群美国人做出整齐的动作，真会要了他们的命，他们的年轻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肢体动作随心所欲。
而这里电视上的小孩假得可怕，讲话的腔调表情都像演练过的，一点也不自然可爱。如果不说话，让他们跳舞、弹古筝，他们也是整齐划一，脸上挂着不变的笑容，一点也看不出个性。要把活蹦乱跳的孩子拗成那样，是经过了多少群化压抑啊?
长久以来，我已遗忘向别人看齐，但是韵律舞练习把我带回了从前。我动作比别人大，跳得比别人高，原本是大家学习的榜样，经过一段时日，为求整齐，难度高的动作改简单了，我也被要求把动作做小。
一个独行侠跳起了团体舞，奉个人主义为圭臬的我落入了集体主义的罗网。一切的一切，都为了能讲几句上海话。

有些上海用词，牵涉到特殊的文化价值体系，一开始我常误解其意。应该说，我常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去望文生义，牛头不对马嘴。
例如“螺蛳壳里做道场”，我直觉认为是贬义词，说的是小题大作，形式不配内容，名不副实，异想天开。但是它却是个褒义词，能把一个方寸之地布置安排得井井有条，引申有适者生存的处世智慧。在七十二家房客年代，甚或对一些居住空间紧张的上海人家，这可不是大本事吗？
有一回学到“搭穷架子”，书上解释是不愿借钱不想求禄，我眼睛一亮，这还是头一回学到人穷志不穷之类的形容，我想到人格高洁的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徐姐姐说了，搭穷架子是另一种打肿脸充胖子，都要饿死了，还不懂得灵活变通。
又例如“精”。一般人怕被贴上“精”的标签，但它在上海不是贬义词，说某人精，常是夸此人处事利索周到，熟门熟路。外地人不齿上海人的精，上海人不屑外地人的笨，半斤对八两。
我学到很多对精明世故的正面形容。“门槛精”、“路道粗”、“花头多”的人，都是有办法的能人。做人要灵巧，懂得“接翎子”、“轧苗头”、“看山水”，不要碰鼻头才转弯。
　　台湾传统文化特别喜欢老实人，传统剧目里有出“戆女婿”，老实忠厚的三女婿最得天公眷顾，所谓天公疼憨人，傻人有傻福。但是，憨厚的人哪做得好生意?不能维护自身利益或为自身争取最大利益的人，在重商的上海是被看不起的。上海话骂人不够精明容易上当的词特别多：戆大、搭头、洋盘、冲头、寿头模子、阿木林、乡下人……最好的戆，就属“戆进勿戆出”了吧?
　　上海的重商文化在方言里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至，不但有很多对精明世故的赞美，对吃亏上当者的鄙夷，还用商业行为来形容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如倒贴、买账、倒轧账、谈斤头、拈斤两、打回票……连外貌也说是“卖相”。生意成不成，货色的卖相殊关至要。上海人特重卖相，其来有自。
　　在美国住久了，衣着打扮以简便为主，尤多休闲服。在北京，一般人也打扮得很朴素，四年前的北京街头，女同志大多是直发素面；而上海，甭谈街上往来的时髦仕女都蹬着高跟鞋或马靴，像我这样穿运动鞋或平底鞋的几乎没有，连我的帮佣阿姨也染烫头发，穿着尖头高跟鞋。如果哪天迎面走来的女同志眼神往你身上聚焦，带着严肃的审视眼光，那就表示今天的打扮够洋气够时髦。
　　世界华文女作协两年前在上海开会，我帮忙找酒店。第一回去的时候，因为天极冷，穿了保暖的黑色寻常羽绒服，脚上是好走的休闲鞋。接洽的负责人是位女同志，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后，态度冷淡，也不肯给我优惠。再去接洽酒店时，我穿上了纽约带来的骆毛长外套、毛料西裤和皮靴，一副贵妇模样。接洽人员为我倒上一杯热咖啡，讲价钱时也好商量多了。
　　一年后，我回台湾探亲访友，惊觉台北街头见到的女性，穿着如此，如此……徐姐姐接口说“涕塌”，邋遢之意。她自己在大冷天穿着皮大衣配短裙，因为体形属于“的粒滚圆”，再冷的天也绝不穿羽绒服。
　　上海人好面子，喜欢“札台型”，而且讲究维持自己的身分。同个小区的太太都不自己买菜，认为“坍招势”。我可不管，不论寒暑，脚踏车一踩就走，小菜场也好，小超市也罢，前篮里装满，把手各挂一袋，后座还夹着份报纸，摇摇晃晃往小区而来。大门警卫把我拦下了，“去哪儿啊? ”真没个太太样。
　　我之所以不掼太太派头，过着自己买菜烧饭的日子，其实是有原因的。原因跟学上海话一样，就是要跟上海这个地方有“搭界”，不要足不沾地活在云端。有上海朋友说了，她们从不去小菜场买菜，嫌脏。我则厌倦了美国那种宽敞洁净的超市，喜欢往有颜色有声音有味道有生活情态的小菜场里钻。我去看看上海人喜欢吃哪些菜，什么海鲜河鲜，哪能烧法?看阿姨怎么讨价还价，商贩怎么做生意，甚至看人吵架。景气不好，我总能听到阿姨跟相熟的商家叹苦经，过去一家门吃三只蟹，现在只能吃两只云云。
　　
　　学了上海话，一些茫茫前尘往事突然清晰聚焦。
　　中学最要好的朋友，上课时常偷传纸条给我，说她想要“困觉”。她还给了我一个绰号“桂圆”，一种台湾称龙眼的水果。是啊，她曾说她们家是上海人。中学最疼我的班主任，毕业至今我们不曾断了联系。听到我迁到上海，她来信说她们一家是上海人，虽然在台湾出生长大，她跟父母学了一口流利的家乡话。她期待我返台时，可以跟她以上海话交谈!还有，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记录民俗文化享有盛名的汉声杂志社，我的主管奚淞老师，风度翩翩能文擅画，是文艺青年崇拜的对象。他写过一篇至情散文悼念亡母，题目是“姆妈，看这片繁花”，没错，又是上海人。我忆起二十年前他说过，他的父母当年从上海法租界去了香港，最后到了台湾。
此时，远在加州的母亲告诉我，我摰爱的外公竟然也来过上海。日本殖民下的台湾，好工作都被日本人占据，大学毕业游学东京的外公，曾到上海来找寻机会，依着一个台湾同乡会住了一段时日。他穿着日式外套，只会讲台语和日语，在仇日排外的上海哪有可能找到工作?他跟母亲描述的上海，秋冬时极冷，在冷风里缩着脖子独行，脚下的落叶沙沙(是梧桐叶吗?)，闻到糖炒栗子的甜香……外公回到台湾，唯一的收获是学了一些中国话，教给了好奇的女儿们。母亲在电话那头，把当年外公教她的话说了一遍，日腔日调，我怎么也听不懂。等到搞清楚了，却笑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原来外公学的是上海话：抬右脚，甩左臂膊；抬左脚，甩右臂膊。外公的上海话老师难道是小学老师?

　　一起举行读书会的台湾太太们，大多住在郊区别墅或虹桥古北某个高档小区，出入有车，都是可载七人的休旅车，方便购物接送小孩，有时兼作先生公司的公务车。她们不像我这样骑脚踏车去买菜，乘地铁和公交车绕上海。我跟一般游客一样逛石库门改装的新天地，也去老外和白领喜欢的田子坊，我更走进大街旁的小里弄，在污败的石库门里穿行，头顶上是一竿竿的衣衫和腊肉熏鱼。我走绍兴路思南路多伦路，看毛泽东宋庆龄蔡元培的故居……我不是上海通，也没有多“懂经”，事实上我害羞且缺乏方向感，我只是必须跟所住的地方产生一种连系。那连系不能只是食衣住行的消费，那连系也无法躲在华宅和轿车里产生。
　　有个从美国硅谷来的太太，陪从事保险业的先生住在浦东黄金地段一座豪华大厦里，俯瞰外滩美景。她说每天看着落地窗外的美景，只觉得空虚寂寞到想跳楼。她不愿出门，见不得市容脏乱，也受不了人的无礼。来上海一年，交游的都是驻沪的老外或台湾人。她极度不适应上海。朋友介绍她来看我，想知道我在上海如何安身立命。
　　我把大师的那句话转送给她：不要执着于你的舒服区。因习惯而执着于洁净和秩序，那执着就绑住了你。洁净和秩序，有时也让一切变得单调无趣。纷乱的人和景，一再刺激你的感官神经，常常有呼之欲出的故事线索。有人“骯三”，千方百计想“斩”你，也有人热心，有机会就帮你一把。人情的织锦错緃复杂，我们既是异乡客，对别人的误解和成见，要学会置之一笑。当然，寓居上海难免有慨，到内地四年，都搬了三趟家了。但就在这种迁徒变动中，在经历生活里各种小小的磨难时，上海的味道被一层层刷上去，生命的厚度增加了。我不求多舒服惬意，也不认为靠着蹩脚的上海话，真能融入上海人的圈子，但是，我的心在这里，我的笔也在这里。
　　冬天的时候，我们一家参加了上海艺日游活动，以一天时间参观数个上海的非主流表演空间，包括电影院、展览场、剧场和音乐酒吧，这些表演空间散落上海各区。冷湿的气候里，一行数十人造访某个僻静深巷或是郊野旧厂，攀爬一个又一个木板、水泥或铸铁楼梯，兴致高昂。
　　在纽约求学时光，学校就在前卫多元的下城区，从艺术家云集的格林威治村到鬼魅多彩的苏荷区，再往东到旧厂成剧场的东河一带，遍布小剧场，是表演艺术爱好者的天堂。我几乎每天都在看戏。开场前剧场门口大厅的灯光和喧哗，散场后黝黑街头疾行的身影，红砖建筑物前鬣鬣飘动的旗帜，夜风把淡去的烟味送入胸臆，而我满脑子都是舞台上的光影，那时我年轻。
上海也有这样的地方，只是散布在各角落，更加鲜为人知。造访这些地方，我感到亲切，更有点怀旧。没想到在这里，竟然找到跟年轻岁月时的一丝连系。更有意思的是参加者的背景如此多元，他们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其中有父母姐弟一家，姐姐以流利的普通话和英语介绍自己，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她和弟弟出生在中国。上海如磁石，把各地的人都吸来了。
不是说“吃仔上海饭，赛过赅百万（注：赅，沪语意‘拥有’）”吗?徐姐姐说她怎么样也不离开上海，上海是世界上最惬意的地方。张爱玲有篇散文就叫“到底是上海人”，夸奖上海人的通达，连坏也坏得有分寸。在时而方正大楼时而弯曲里弄的上海漫游，你想到童年的台南，成年后的台北，或是之后的纽约。在这里，东方与西方相遇，过去和现在水乳交融。
　　都说上海的旗袍师傅好，而当年旗袍正是由上海风行到全国各地，月份牌上柳眉弯弯的美女，上海影歌红星着旗袍的倩影，让旗袍和上海分不开。而今，一个接一个以老上海为背景的大戏开拍，着旗袍的上海女人风韵深入人心。初春时节，台湾一家人文杂志社请我写一篇上海旗袍，我找到了长乐路一家旗袍精品店的老师傅，九十多岁了还在为客人量身，人称“老法师”。老师傅十六岁开始做旗袍，数十年的世代交替，他那双眼那双手不知量过多少上海女人的尺码。我也心动了，让老师傅量身订作了一件，黑色浮花真丝绡衬湖绿夹里、立领凤凰纽黑滚绿嵌后开无袖。
　　夏天，我回到纽约旧地重游，在日本餐馆的小花园里与数十位文协的文友们见面。我故意穿上了这身旗袍，绢扇轻摇，还露了几句上海话。这一来突然把大家带到了上海，想象中的上海，“花”得他们一愣一愣。之后我坦告，其实上海女性不穿旗袍，她们追求的是洋气。
　　在加州圣荷西，陪着母亲和姐姐参加联谊舞会，我被介绍是上海来的。舞会上，台港人士居多，他们偷偷地打量我。有人窃窃私语：这身松绿舞衣金舞鞋，肯定是上海的时髦打扮，听说过百乐门吧，上海人会跳舞呀！舞蹈老师跟我翩翩起舞时，听我英语流利，问了一句：上海那儿英语说得很多?我不禁笑了。
　　上海话胡乱学了两年，台腔台调讲得不正宗，情急之下还会冒出英语，可能外语在脑子里存盘的地方相近吧。或许我的上海话永远会是半吊子，但它帮助我了解上海，让我在踏出自己的舒服区后，烧菜加糖，购物还价，“格算勿格算”的算盘常打，不知不觉中，一个台湾人过起了老写意的上海日脚。

（原载《上海文学》2009年10月号）

benojan

用吳音讀了邊。

guglielmo

用吳音讀了邊。
benojan 发表于 2009-10-9 15:59 ↩️

介长一篇，佩服

吴语越音

不错，确实可以看完的。

owen

看了好久终于看完了。北方怎么不用一元硬币呢？上海的硬币是很多，93年苏州一元硬币刚有还不多时上海就已经很多了，我当年在上海买了个山芋，找我一堆硬币，一下看到这么多硬币很是稀奇。

guglielmo

看了好久终于看完了。北方怎么不用一元硬币呢？上海的硬币是很多，93年苏州一元硬币刚有还不多时上海就已经很多了，我当年在上海买了个山芋，找我一堆硬币，一下看到这么多硬币很是稀奇。 ...
owen 发表于 2009-10-9 17:05 ↩️

网上还有因为上海硬币多而说上海人怎么怎么样的，搿也好成为仇恨上海人个理由....疯了

吴语越音

现在北京应该也是硬币伐？总归弗可能侪是纸币个。

热度

现在北京应该也是硬币伐？总归弗可能侪是纸币个。
吴语越音 发表于 2009-10-9 18:56 ↩️

至今依舊是紙幣多，外加是明顯多，找頭儕弗大有角子的

lyte1219

这是只有臺湾人才能写出来的文章，而且一定是臺湾的女作家。
这种人生的感悟与历练，今天的上海女作家已经看不到了。

碧云涛

現在的上海女人沉迷於物質迷失於物質，用虛假的懷舊裝點門面，冒充布爾喬亞情調，實際浪沒任何精神追求，連自家個母語也已經放棄，日漸北化，實在可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