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试论近代江南市镇的人口城镇化

湖州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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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占春

内容提要：江南地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历史悠久，市镇商品经济发达。近代以来，传统江南市镇经济结构和近代工业文明的有机结合，带来了江南市镇人口的城镇化，对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今后江南地区的城镇化道路选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江南市镇
传统经济结构
近代工业文明
人口城镇化

从狭义上说，江南地区是指苏南镇江以东的苏锡常地区，包括上海市、浙北嘉湖地区和杭州市及其所属的余杭区；而包伟民先生认为，近代江南是指上海在经济文化上对周边地区辐射所及的范围，包括清末江苏省的江宁、镇江、松江、常州、苏州、太仓直隶州和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这一地区历史悠久，在唐宋以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大量兴起，成为中国城市化的重点区。

近代以来，江南地区的市镇在明清繁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近代工业主义的影响下，本地区的人口迁移增长(区别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得江南市镇传统经济和近代工业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城镇化道路具有近代特征。这对于改革开放以后江南乡镇企业发展所引领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有深刻的影响。

一、江南市镇人口城镇化的背景条件

1.江南市镇形成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

江南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核心部位，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地势低平，河流密布，湖荡众多，水面广阔，是典型的水网地区，拥有十分丰富的水土、气候等资源条件，经济交通区位优越。这些自然条件尤其是河湖水系、土壤等自然物质基础，在其不断形成和开发利用、改造整治的过程中，对江南市镇的具体分布情况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本地区的市镇多沿河、沿江分布，因为交通便利而兴起，尤其是在江南运河沿岸，众多的小城镇呈珠状分布。此外，本地区的北边有长江天堑和淮河屏蔽，南有钱塘江和杭州湾，东临大海，西有崇山，在古代社会，较少受到战乱的祸害，为江南市镇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

2.江南市镇形成发展的历史人文条件

江南市镇的形成发展是有一定的历史人文基础的。

(1)悠久的开发历史

江南地区的早期历史可以推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从马家浜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本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农耕业和原始手工业。到西周初年，本地区第一座城镇梅里城出现。到了后世，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好，交通便利，环境相对稳定，本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经济核心区，经济繁荣，物产丰富，成为历代政府赋税的重要来源地。

(2)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业商品化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达是推动江南地区市镇形成、发展、繁荣、发达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江南专业化市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三国以前，江南地区经济远比广大的北方地区要落后。但是自三国到宋元时期，几次战乱，使人口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历代政府的水利设施使本地区水运得到极大发展，推动了江南地区蚕桑、丝织业的兴盛发达。为此后本地区商品性农业和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实物地租货币化和蚕桑、棉花等主要经济作物的推广种植，几乎所有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都不同程度地开始商品化了，农业已经出现地域分工，一些手工业作坊开始使用雇佣劳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本地区市镇得到蓬勃发展，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并且由于地域分工，产生了一批专业市镇。

3.传统的商品流通网络

交通条件是影响市镇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市镇的规模、结构、文化类型、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等等，无一不受到它联系腹地及外部世界的交通手段的制约。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水网基本定型，水路密布成网，为江南市镇成为商业网络的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明清以后，江南市镇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生产按地区进行专业分工，一个不同的职业分工结构和一个交易信用层级系统，支持了一个协调一致的地区内部贸易网络。

明清江南市镇的繁荣离不开农业与手工业的专业化，但主要还是归功于其商品流通中心的地位。江南市镇手工业大部分都是弥补传统农业产品单一的不足，需要通过交换以满足市镇人口不同的消费需求。因此，明清江南市镇的发达不是其手工业职能的功劳，而是其商业职能的功劳。像江南名镇濮院镇在转变成专业市镇以前就是一个商业巨镇。而江南地区内部贸易和江南地区同其他地区之间贸易的增长，使得菱湖、石门、盛泽等市镇的商业迅速发展。①

明清以来江南地区人口增长造成了粮食和其他一些生活物资的短缺，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棉花种植的推广，则带来棉纺织业的普遍发展。棉布的出口，可以抵偿从区外进口物资的费用。于是，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出卖棉布，换回粮食等生活物资的商路网络。市镇是地方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和交易场所，它们大多位于交通要道上，并且与所在各府的大中城市有密切联系，因此成为商贸网络的节点。杭州北新关镇、塘栖镇，苏州吴县的甫里、浒墅镇，常熟的福山镇、支塘镇，吴江的同里、黎里，嘉兴的新丰塘镇，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桐乡的皂林镇，松江的魏塘镇、三林塘镇、新塘镇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市镇。②

在江南的传统商品流通网络中，原材料的供应以及棉纱和纺织品的收购，主要通过由水网联接的密集市镇网来实现；区间贸易则主要通过发挥本地区沿江临海靠近运河的交通优势来实现。棉布的生产，需要大量专业或业余的农民和城市手工业工人，这就为大量乡村人口向市镇聚集提供了可能。

4.市镇传统经济结构的韧性

江南地区，水网密布，交通十分便利；对外联系亦称便捷，南北有京杭运河，东西有长江水道，又濒临大海，发展海外贸易，条件得天独厚。便利的交通条件为本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市镇是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自从两宋以后，江南市镇的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专业市镇多以商贸功能为主或主要为商业服务。大部分的市镇主要是把各乡村的产品或原材料组织起来进行交换，跟生产的关系不太密切。经济结构的韧性极强，一个行业的衰落只会导致市镇内相关产品流通的停滞，而商业总是此消彼长，且密集分布的市镇之间可以相互调剂余缺，所以作为商品流通中心的江南市镇能够长盛不衰。到了近代以后，市镇经济的这种特点使其很快适应了社会环境的突变，沿着近代城镇化的轨迹继续演化和发展。

近代以来，江南农村传统专业经济逐步地走向衰落，丝、茶、棉织等生产似乎无可挽回地一再下滑。但是与之相联系的市镇经济却能持续发展繁荣。究其原因，有四点：第一，棉、茶、蚕桑生产败落以后，农民为了维持家庭经济，纷纷进入近代工业市镇务工，以弥补失去传统生产的损失。第二，以农产品原料出口为主的专业市镇，改变过去从产到销都在本市镇内完成的经济结构，变成了单一的原料产地，参与到区域经济分工合作当中。江南大中城市的生产和贸易，直接拉动了这类型市镇的经济发展。像德清县的新市镇和吴江县的开弦弓乡都是因为上海、湖州等城市对羊毛的需求而发展成为养羊专业市镇的。③一些桐油及相关行业的专业市镇和蔬菜副食品生产专业市镇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得到发展的。同时，市镇经济与国际贸易发生了联系，市场变得十分广阔。第三，一些工艺性强，与原来的传统经济技术有联系的新家庭手工业迅速崛起，替代了传统手工业的经济地位，帮助江南市镇顺利向近代转型。

二、江南市镇的近代变化

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旧时代，小城镇的经济成长符合中国城市的发展规律。因此，江南市镇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近代则是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演化发展。近代西方列强资本入侵中国，江南地区是其主要据点。在列强势力范围内，大城市的民族产业受到压制，而城镇水平的生产和市场相对安定，成为可以发展的理想场所。一方面，近代江南市镇吸收农村的农副产品，并将其转变为商品，向邻近的大中城市和农村地带辐射。另一方面，这些市镇又是大中城市工业品的直接市场。此外，江南市镇受到政治中心城市的干扰较少，外国资本也不易渗透进来，所以近代以后，比较合理的市场经济在这里萌芽、成长。市镇是城乡之间的中间地带，日益成为联结江南大中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纽带与桥梁。这也正是美国学者牟复礼认为：“中国工业主义滥觞于各市镇，而不在大城邑” ④的原因。

19世纪以来，江南地区的农村经济开始受到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依存于农村经济的市镇也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江南市镇由此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了星罗棋布的空间格局。

1.江南地区大中城市对市镇的工业渗透

从19世纪中后期起，外国资本、国内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集中在上海、无锡等地的轻纺工业中，进一步地刺激了江南地区的农业专门化，蚕桑、棉花等经济作物扩展到了太湖周边的苏锡松太一带和上海全区。19世纪40-60年代，江南市镇作为上海的经济腹地，对其经济结构和外贸结构的改变做出积极反应。但是开口通商，近代都市成立等一系列事件，直到19世纪末期才对江南农村市镇产生直接影响，促使其开始向近代转轨，或者说进入现代化的过程。直到这时，江南农村地区市镇源于专业经济的传统市镇结构才对工业主义的渗透真正地做出反应。

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国外“洋货”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解体，商品流通量增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江南市镇的商品经济得到普遍发展。自然经济解体后，由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活所需仰赖市场，所以一部分商业市镇迅速发展起来，如川沙县的文兴镇就是通过其商业职能发展成川沙首镇的。⑤杭州的拱宸桥市“地本荒凉，墟墓所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辟其地为商埠……市廛栉比”。⑥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外资本在江南地区纷纷兴办工矿企业，受到利润刺激，一直被外资压制的民族资本也开始开办工矿业，但是由于经济力量软弱而依附于封建官僚资本经济。资金短缺、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以及对市场的依赖则决定了它们必然在邻近大城市的地方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批新兴的近代工矿业小城镇。江苏嘉定县“周家桥在法华乡西北四里许，本一小村落，民国五年，有无锡富商荣氏傍松江购地数十亩，开筑申新纺织厂；八年，欧战发生，纱价大涨，富商购地设厂者接踵而至。地价骤贵，亩值千金，百工合麇集，遂成市焉”⑦。再如“曹家渡，同治三年是为城始，继而，西段开办缫丝厂，东段开办面粉厂，招集男女工作，衣于斯，食于斯，居于斯者，不下数千人。……不数年间，洋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牛皮厂、电灯厂相继成立，市面大为发达，东西长二里许，鳞次栉比、烟户万家”。⑧

2.近代交通手段对市镇的影响

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近代铁路和航运手段也出现在了清末的江南地区，对近代江南市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代铁路运输进入江南地区以后，由于线路不完善、费用高以及江南传统商品流通的特点等原因而没有得到普及。所以在铁路还未发达的时代，内河航运成为了市镇之间以及市镇与大中城市之间联系的主要通道，江南地区的定期船和货运因而变得十分发达。不少中小城镇不仅依靠水运或铁路发展自己，有的还出现了现代工业，比如轮船制造以及相关产业。

在19世纪末，江南地区的内河轮运都是以县域及杭嘉湖等中心市场或区域市场为终点发展的，沿途只停靠重要的市镇。20世纪初，以市镇为中心的航线开始出现，近代轮运逐渐通向内地市镇，深入农村。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中国经济面貌较19世纪末发生了根本变化，江南市镇得到迅速发展。当时多数的中间市场，每天有许多班轮船过往。如乌镇每天有16班轮船过往，除了到沪、杭、湖等大城市外，专线开往其他市镇的航线就达20余条，到达菱湖、双林、盛泽、平望、陶偃、濮院、桐乡、炉头、袁家汇、宗杨庙、石湾、石门、长安、琏市、善练、石冢、屠甸、硖石、德清、新市、南浔、震泽、严墓等地⑨；菱湖镇每天也有16班轮船过往，除杭州、湖州外，其余开往新市、长安、硖石、震泽等市镇⑩；南浔镇的轮船班次更多，除开往上海16班，开往湖州19班以外，还有开往震泽、新塍、乌镇等地的航线。{11} 直到抗战爆发以前，内河航运在江南农村地区的市镇经济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另外，江南地区近代交通的发展还直接推动了部分交通区位优越的市镇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如海宁县长安镇集公路、铁路、轮运的优势于一身，迅速城镇化，余杭塘栖镇兼得运河与公路之便，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功能增强。{12}

近代交通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给江南农村地区带来了都市工业品和与近代都市生活新面貌相关的信息，冲击了农村的消费市场，吸引乡民到城市和市镇去寻求新生活。
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江南地区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交通区位和独具韧性的传统经济结构，把工业主义和传统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很快融入到了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潮流中，为本地区人口的城镇化奠定了基础。

三、近代江南人口的城镇化

1.人口的集中是城镇化的主要因素

顾朝林先生在《中国城市地理》中提到，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导致人口在一定时期内向城镇聚集，同时又在聚集过程中不断地将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周围扩散，并在区域产业结构不断演化的前提下，衍生出崭新的空间形态和地理景观。

除此以外，许多不同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都对城镇化和城市化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城市化是人口集中到城市地区的过程。这种过程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城市地区数量的增加；二是通过城市地区内人口的增长。{13}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过程”。{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社会科学词典》中对城市化有4种解释：(1)城市中心向周围影响及扩散(地理及经济学家的提法)。(2)人口中城市特征的出现(农村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提法)。(3)人口集中的过程(人口学家经常使用的提法)。(4)城市(镇)人口占地与人口比率的增加(社会学家倾向的解释)。{15}

纵观以上各种对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解释，始终离不开人的因素，人是城镇化或城市化形成中最能动的，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无论是工商业的集聚，城镇的增加，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扩散，都离不开人的行为，尤其是迁徙行为。人口流动所导致的人口的集中既是城镇化的结果和标志，也是城镇化的动力。美国学者施坚雅也认为，尽管“对外贸易和技术上的进步是(中华)帝国最重要的因素，但帝国晚期城市体系的发展更依赖于人口的增长，农村的商业化及区间贸易”。{16}可见人口因素在近代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2.近代江南人口与市镇的变化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变，中国人口的变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各不一样。说到近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化，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是不能不提及的。战争的破坏，使江南地区的人口锐减，土地丢荒。当时一个西方人白齐文“至南京时，此地至苏州间一带，皆富饶殷实；沿运河十八里，厘舍栉比，人民熙熙攘攘，往来不绝。官军克苏州后，房舍、桥梁，尽被拆毁，十八里中杳无人烟，鸡、犬、牛、马亦绝迹。……自此至无锡，沿途如沙漠，荒凉万里。虽禽鸟、鹿、豕，可供猎取，然遗骸积血，望而生畏。……至常州，途中九十五里不见人影，桑麻枯槁，田野无穗。……自常州至丹阳，枯骨累累，遍地皆白。”{17}另据一位国人的描述，句容县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地土膏腴，人烟稠密。自遭赭寇，十室九空，鸡犬之声，几无鸣吠。向也天王寺、樊家边一带，村落千余户，今不过两三洽比而已。又大树凹一带村庄前亦百余户，迩亦不过三、四人而已。”{18}这种实地观察真实、直观、形象地反映出了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江南人口的变化情况。战争的破坏，加上瘟疫灾荒使人口剧减，乡村聚落陷于废墟。丹徒县西南乡的杨林村，“三面环山，土田肥沃。山中树木茂盛，樵采者取之不穷。所产青石，烧成石灰，物高价贵。故承平时，居民一百余家，族大丁繁，皆称富庶。自红羊苍狗，兵燹罹灾，村内人民半为赤眉所害。加以连年瘟疫，鬼籍频登，年来只剩二十余户，田荒野旷。” {19}江南部分市镇也因此而衰落，但是人口超过2000的市镇处于城镇化较高级阶段，所受影响不大，如湖州府的双林镇。还有些城镇在清末超过太平天国战前的繁荣，如松江府黄渡镇、一团镇、大场镇，湖州府南浔镇，杭州府市桥头，嘉兴府澉浦镇。{20}太平天国战后，苏松杭嘉湖五府还兴起了一批新的工商业市镇。原因：太平天国战争中，难民聚居成镇，如松江南汇县之南大桥镇，上海县内之内外口虹市和江湾镇，嘉定县来家桥市，苏州府新阳县北陆家桥镇，或因铁路修建而形成市镇，或因接近上海而形成市镇，或因外商来收买鲜茧而形成市镇。而这些原因都与人口因素分不开，或为人口流动的结果(难民聚居成镇)，或为人口流动的诱因(上海的辐射力和吸引力，铁路的通达性，商业贸易的繁荣)。

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江南地区人口在绝对数量上是减少了，但是城镇化程度却有很大的提高。据施坚雅统计，江南市镇所在的长江下游的城市中心地(人口在2000人以上)在1843年为330个，城市人口493万，总人口6200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4％。而到了1893年，长江下游的城市中心地为270个，城市人口475万，总人口4500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6％。{21}清末苏、松、杭、嘉、湖五府共有371个镇，比清前期的227个增加了140余个。{22}

3.人口流动与江南市镇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是指随着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大批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及其他行业并定居城镇成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与以往相比的特点是城镇化，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而乡村人口向市镇流动，大量乡村的城镇化过程，是江南市镇发展的重要特征。施坚雅认为，人口稠密会减少市镇提供行政和经济服务的费用，提高市镇作为行政和经济中心的职能。交通的发达推进了地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稠密的人口有利于把生产品集中到大量供应最合算的地方，并且把税收的来源集中到有效地征收最合算的地方，大的且交通便利的市场就有可能使在土地上的投资得到良好的收益，鼓励种植可以畅销的作物，促进农业专业化。因此，近代江南市镇人口的迁移增长，对于市镇的城镇化十分有利。

(1)近代江南市镇的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是一种社会变迁，也能促成社会变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不管是国内各省之间还是从国内向海外，都有大规模的移民。大概说来江南市镇所在的浙江、江苏为移入地区。

太平天国战后，清廷为了保障税入，迁移人口填补江南地区由于战争破坏造成的人口空虚。各地百姓也时有以各种形式自发地迁移到江南地区的。由于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这些流动人口定居下来后，很快就改变了太平天国战后的荒凉，使市镇得到复苏。在吴县枫桥区孙家乡，许多的聚落就是太平天国战争后客民自由迁徙而形成的。{23}青浦县朱家角镇金家沙村，20世纪初最早迁来此地的有吴、盛两姓4户，后渐有因灾害、战争、欠租等原因迁入的客民，至土改时该村有20户人家，其中绍兴人6户，苏北人5户。{24}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人口迁入已不像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几十年间那样的规模之大，也主要不是前来垦荒，而是做佃户和佣工。据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1933年对江南32县人口密度的统计，其中密度最大的为吴兴县，每平方公里为636．82人，密度最小的长兴县也为每平方公里143．90人。{25}

20世纪30年代，吴江县开弦弓村有10家外来户，都从事商业和手工业。{26}后来，由于上海等大城市对羊毛的需求，开弦弓村发展成为了养羊的专业市镇(前文已经提及)。

在农业中国的大区中，江南市镇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面积为192740平方公里，1843年、1893年和1953年的人口估计分别是6700万、4500万和6100万，人口密度分别为348人／平方公里、233人／平方公里和316人／平方公里。{27}另据施氏统计，1843年，长江下游市镇数目为314个；1893年这一数据是267个。{28}虽然1893年的市镇绝对数目比1843年要少，但这些市镇是在太平天国战火后发展起来的，由太平天国战后留下的市镇和新兴的市镇组成的，比1843年时候的市镇更具现代气息，城镇化程度更高。总体来看，从1840年到1937年，江南市镇所在的苏、浙、沪地区的数量取得了极大的增长。



(2)江南工商业城市的辐射与市镇人口城镇化

市镇人口在原有基础上的聚集是市镇城镇化的外在标志。近代上海开埠以后，推动了江南市镇的发展，由此导致了人口向市镇聚集。人口从乡村向市镇集聚，伴随着市镇城镇化的全过程。近代以后，以过密化农村专业经济危机出现的江南市镇发展趋于饱和，农村人口大量(人地矛盾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向近代工业转移。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哈利斯—托达罗模型，城乡收入的差距吸引着乡村农民不断流入市镇。

商业兴盛和近代加工工业的集中促使人口集中，蚕桑和棉花种植的扩大带来新市镇的崛起。在江南市镇人口聚集或整体农转非的过程中，专业经济的兴衰和工业都市的吸引力起决定性作用。近代交通进入江南地区后，没有改变江南地区的生产结构，但是机械化交通带来了城市里实实在在的工业产品，冲击了消费市场，同时还给乡村带来了近代都市的繁华生活气息，勾起乡民对都市生活的无限向往。尤其是在农村经济衰退的时候，吸引着乡民们奔向都市，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近代交通手段成为了增强都市和市镇向心力的因素。

20世纪20—30年代，都市生活的吸引，社会动荡，回乡交通不方便，因此部分乡民定居城镇，从事近代工商业，成为城镇居民。近代工商业人口群体出现后，由于都市人口承载力有限，所以他们除了到都市就是到距离都市近，受到都市工商业辐射的市镇。据估计，1930年嘉兴县各市镇总人口为87099人。{30} 1931年，无锡县第四区市镇人口为34249人。{31}

    江南地区邻近上海，在近代上海开埠以后，构建起服务于上海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商业网络，使本地区和上海的商业逐渐融为一体，商品贸易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但是江南地区传统经济的韧性结构并没有被彻底破坏，广大乡村社会仍然是其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以市镇为生长点的江南商业的日益繁荣，不仅给本地区乡村人口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也诱发了乡村农民的高期望收入冲动，导致了乡村人口向市镇集聚。苏州昆山的周庄镇在清末同治年间有居民5000余人，其中为各种工商业作坊、店铺充当雇工伙计的约占1000余人，无怪乎陶煦说周庄“近地之人在镇业商贾习工技为多”。 {32}

作为近代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的辐射，在江南地区掀起了以棉纺织业、丝业和面粉业为支柱的现代化工业浪潮。同时，上海的工业注意通过苏、锡、杭、嘉、湖渗入到江南地区的广大市镇，进而通过市镇影响到农村地区。

吴江的盛泽镇是著名的丝绸大镇。上海开埠以后盛泽绸商的势力渗入到上海，与洋行直接交易。清光绪以后，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剧增和先进技术、工具的引进，盛泽镇丝绸业由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由于现代生产对技术要求比较高，而本地熟练工人有限，“乃往杭湖各地召集织工来盛，约增四五百人，以后各处来的织工，日渐加多，迄今约千人”。{33} 由于同样的原因，震泽镇的缫丝业也向现代工业转变。由于缫丝业多使用女工，所以附近乡村的女工大量聚集到市镇，改变了市镇传统男多女少的人口性别构成。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震泽镇开办现代缫丝厂的时候，全镇人口为9778人，其中男性4799人，女性4979人，性别比例为96．39∶100。{34}嘉定县的江湾镇在工业主义影响下，开始兴办机器纺织业，四乡农民纷纷进厂谋生，市镇人口由此大量集聚，据宣统二年(1910)调查统计，江湾镇共有5692户人，28562口。到了民国五年(1916)时，江湾镇有9721户人，65549口，人口比1910年增加了将近130％。之后，镇上的户口进一步增加到22748户，人口达到100468人。{35} 另外在浙北地区，塘栖镇兴办缫丝厂，聚集了几千名工人；邻近的瓶窑镇在20世纪40年代拥有丝厂工人1100人。 {36}这些产业工人的增加，加速了市镇的人口城市化。

除了工商业的直接影响外，工业品下乡对乡村农民的消费观和价值观造成冲击，勾起了乡民对市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无限向往，形成了市镇对乡村人口流动的向心力。而市镇良好的教育条件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则吸引了大批青少年到市镇求学，成为市镇新增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南向来是江南市镇发展的典型代表区域，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市镇人口城镇化在这里有明显的表现。据1934年调查，苏南吴江县人口在2000以上的城镇共有29个；人口在5000以上的城镇有5个；人口在2000—500的城镇有24个；人口接近2000的城镇有2个。城镇人口总数为118046，占全县人口的27．73％。 {37}人口职业构成，据1933年统计，农民45％强，工人14％强，商人20％，学界15％强，无业者4％强。{38}

我国江南地区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交通便利，开发历史悠久，农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自两宋以后，以市镇为生长点的商品经济在江南地区迅速兴起，到明清时期，江南市镇也极为繁荣。近代以来，尤其是江南地区各大中城市开埠通商以后，江南市镇对工业主义的渗透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在明清发展良好的基础上继续演化，逐步融入到中国早期工业化和近代化的浪潮中，乡村人口面临工业文明竞争带来的生存压力和工商业都市生活的吸引，纷纷向城镇集中，城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尽管有学者指出江南市镇近代城镇化的水平达不到明清时期的发展高度，可是近代工业主义和江南地区传统市镇经济结构的有机结合，对该改革开放以后，江南地区的城镇化模式有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②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地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58页
③陈晓燕，包伟民.江南市镇———传统历史文化聚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175页
④转引自民生的开拓［M］.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33页.见杨春雷.试论明清徽州市镇与社会转型———兼与江浙市镇比较［J］.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
⑤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地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页
⑥民国十五年《杭州府志》卷六，《市镇》［M］.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3页
⑦⑧民国十一年《法华乡志》卷一，《沿革》［M］.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4页
⑨民国《乌镇志》卷二一，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1页
⑩《菱湖日报》1948年1月6日，第3版，《菱湖镇轮船表》.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1页
{11}佚名：《南浔研究》南浔轮船时刻表.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1页
{12}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1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页
{14}《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15}许英.《城市社会学》［M］.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03页
{16}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城市》［M］.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4页
{17}{18}{19}李文治编.《中国农业史资料》第1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8-149页
{20}{21}{22}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592，591，591-592页
{23}林惠海.《中支江南农村社会制度研究》上卷［M］.东京：有斐阁1953年版，第80-81页.见张佩国.《近代江南的“村籍”与地权》［J］.文史哲2002年第3期
{24}滨岛敦俊等编.《长江、珠江三角洲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M］.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4号，1994年，第76页.见张佩国.《近代江南的“村籍”与地权》［J］.《文史哲》，2002年第3期
{25}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1935年.见张佩国.《近代江南的“村籍”与地权》［J］.《文史哲》，2002年第3期
{26}张佩国.近代江南的“村籍”与地权［J］.《文史哲》，2002年第3期
{27}{28}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城市［M］.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7，281、352页
{29}根据1840-1937年中国部分地区市镇增长统计汇总表整编.见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地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5页
{30}{31}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276页
{32}光绪《周庄镇志》卷四［M］.风俗.见孙海泉.上海辐射与苏南市镇城镇化的动因简析［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33}李伯华.最近盛泽区市民生活之状况.《新盛泽》1924年3月11日.见孙海泉.《上海辐射与苏南市镇城镇化的动因简析》［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34}孙海泉.《上海辐射与苏南市镇城镇化的动因简析［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35}民国《江湾里志》卷一［M］.舆地志·户口.见孙海泉.《上海辐射与苏南市镇城镇化的动因简析》［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36}陈晓燕，包伟民.江南市镇———传统历史文化聚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37}见《吴江县各区乡镇调查表》(1934年3月)，吴江档案馆，档案编号：0204-3-888；《吴江县政》(1936年7月促班，苏州档案馆藏，档案编号：12-8-44)，第二卷第二、三两期合刊，调查，第5-26页.转引自方旭红，王国平.《论20世纪20、30年代吴江城镇化趋势》［J］.《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其中吴江城镇人口总数及城镇人口在全县中所占比重，是作者根据以上资料统计得到的。
{38}《苏州明报》［N］.1934.6.25，第8页.吴江档案馆，档案编号：0204-3-859，见方旭红，王国平.《论20世纪20、30年代吴江城镇化趋势》［J］.《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吴郡守

松江的魏塘镇

魏塘不是嘉善县城么 几时隶属松江了……

热度

莫非黃菊花的緣故？

jcfy

江南的发展一定会更好。吴人要建立起信心。

吴语越音

整个国家也应该会更加好的吧？

碧云涛

总的趋势是向好的，不过是以千年为单位。近几年是不会好的，原因大家都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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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塘不是嘉善县城么 几时隶属松江了……
吴郡守 发表于 2009-3-21 10:12 ↩️

我什麽時候變成松江人了，連我自己都弗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