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是语言垃圾，还是伟大的国学？（4）

youngertree

是语言垃圾，还是伟大的国学？（四）
杨润根

长期的观察使我完全确信，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语言是中国人智慧、机敏和深刻的最好见证，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们的直接观察、经验、思考、内心价值和人生态度的最准确、最生动的表达。生活在这样的语言之中，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把它视为我们舒心的、自由的、温馨的情感的家园、理性的家园和思想的家园。当我们阅读那些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名著，我们同样会对中国语言产生这种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的舒心的、自由的、温馨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读汉代以来的那些经学家的经典解释，或者读现在的国学家们的经典翻译（包括他们的解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便会立即产生一种被愚弄、被支配、被奴役和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感觉，因为其中的通过白纸黑字和书本的形式而使自身已经成为了永远性的存在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对于我们的观察、经验、理性思考、常知常识和常情常理的公开践踏和公开蔑视。阅读这样的语言，我们就会使自己立即陷入一种无限痛苦的绝望境地：短暂的个人的观察、经验、理性、常知常识、常情常理与永恒的白纸黑字和永恒的书本之间的搏斗。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观察、经验、理性、常知常识和常情常理缺少坚信不移的自信，我们就会立即对自己的观察、经验、理性、常知常识和常情常理产生无限的自卑，——而我们对于它们的崇拜也就随着我们的自卑的产生而立即形成。
不难理解，只有通过一场语言分析运动来使每一个中国人认识到自汉代以来直到目前为止的全部经典解释和翻译的垃圾性质，我们才有可能使每一个中国人重新确立起对于自己的观察、经验、理性、常知常识、常情常理的充分自信。
可以肯定，当每一个中国人重新确立起对于自己的观察、经验、理性、常知常识、常情常理的充分自信，他们也就会立即认识到自汉代以来直到目前为止的全部经典解释和翻译的垃圾性质。

我们知道，李泽厚先生为我们多多少少贡献了一些让我们可以对中国语言产生舒心的、自由的、温馨的家园感的文章，但是当他一旦进入那个经典的解释和翻译领域，他便立即抛弃了自己宝贵的观察、经验、理性、常知常识和常情常理，而把自己的思想和语言降低到与自汉代以来直接目前为止的全部经典解释和翻译完全一致的垃圾水平。可以说，任何一个对自己的观察、经验、理性、常知常识、常情常理具有充分自信的人都会发现，他的《论语今注》中的全部解释和翻译都是远离语言常识、思维常识和生活常识的语言垃圾。
这里只举一例来分析。
在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一书中的第129页有这样一段翻译：

孔子说：“君子要说话迟钝，做事勤勉。”

这是我们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中永远听不到、在中国人的日常书写中永远见不到、而只能在我们第一流的学者的经典解释和翻译中见到的语言垃圾！
孔子教导我们：“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流畅、准确、清新的语言表达永远是个人追求的重要价值。可以肯定，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没有任何人会教导人们要说话迟钝，也永远不会有人把说话迟钝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在日常生活之中，对于那些沉迷于言谈的人，人们会对他们强调行动的重要性，并建议他们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请求或命令他人住口，也会请求或命令他人放低声音，也会请求或命令他人说得慢一些、清楚一些、大声一些，但绝对不会一方面要求他人说话，一方面又要求人们说话迟钝。

常识啊，最可宝贵的常识！你为什么要如此无清地抛弃我们那些自高自大、自命非凡并习惯于弄笔舞墨的学者文人呢？

李泽厚先生的这段翻译所依据的原文是：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我想将我自信完全正确的翻译贡献于下：
孔子说：“君子希望自己身体力行的是：当自己说话时，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语都是发自自己内心的真心实意的话语；当自己行动时，自己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过自己反复思考过的深思熟虑的行动。”

从李泽厚先生的许多文章和著作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他具有相当清楚的理性气质，但是一旦进入自汉代开始形成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学术领域，他就立即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自己的理性和常识：他不相信每一个中国文字直接写在自己脸上的意义，而相信前人的解释。他把经典中的语句完完全全地视为没有逻辑、互不关联的简单句，而对中国古代语言的数理逻辑特征一无所知。

可以说，和五四时期的许许多多著名的中国学者一样，李泽厚先生在把汉代以来的全部学术视为绝对真理的基础之上，完全否定了中国文字、语言和经典——他把它们视为一种远未成熟、远未完善的前文字、前语言和前思想。
可以说，李泽厚先生对中国文字、语言和经典的看法注定了他的《论语今读》的垃圾性质。不过，与此同时，他又以他的《论语今读》的垃圾性质证明了他对于中国文字、语言和经典的否定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