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世界一体化下的中国与西方

andylly

不仅是我个人，而且还有大多数的国人也应该是关注此种问题的。试问在这种世界一体化的浪潮中中国文化将在中国乃至世界有何种意义？中国的文化将在这个潮流中何去何从？我们是否还要抱着我们的传统不放是自成为主流？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们将如何借鉴西方此类先进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
大概在五四那段时期先贤们也是为此种问题难的喋喋不休，但至今仿佛这个答案还是不了了之的，在那时，瞿秋白给出了一个答案，大体是中西方文化上，中国的农业文化是处于落后的，但这种落后只是时间上的落后。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何落后？这个问题恐怕还是在比较中体现的。著名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到了这一比较，我们不妨引来先贤的论述：
第一项，西方化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中国是没有的，不及的；
第二项，西方化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方法，中国又是没有的；
第三项，西方化社会生活方面的“德谟克拉西”，中国又是没有的。
可以说梁漱溟先生的这个比较是正中靶心的，正是这三方面的差别我们掉了世界的队。这也是由于我们文化内涵的根源所导致的。决定一种文化的要素有三：环境、时代、种族。而前者正是最主要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差别的根本也就在这第一项的区别：西方文化是一种征服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一种调和的文化。西方这种征服的文化是由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正如早稻田教授金子马治在他的演讲稿中《东西文明之比较》所说：
“若谓今日欧洲之文明为征服自然之文明，而征服自然所用之武器为自然科学者，当知此自然科学渊源实在于希腊……盖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食物不丰，故多行商小亚细亚以勤劳求生活。欧式文明之源实肇于此。”
虽说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有些片面，梁漱溟先生也对此颇有微辞，但我们还是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区别——“西方文明是主动的，而东方文明是主静的”（这是李守常先生所言），也就是因为此种根本上的差异中国和西方走上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中国走的是第二条道路，即调和自己以适应环境的道路；西方则走了努力征服自然的道路。正因为此种人类生存的道路不同导致了在中国一向是其乐融融式的宗族的社会，西方则发明了大炮，电灯，轮船，电话，蒸气机等等一系列得器物，使得西方人是如此享受自然地活着。西方这种征服之文明呼唤了科学的产生，地缘得社会制度呼唤了民主的产生。也就导致了与中土文化的后两点的差异。
科学的方法是西方的征服文明所必须的，也是西方文明特性中前进性的体现。只有踏实的进行经验的总结才能更好的进步，而科学在中国是没有的，在中国有的是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文明可讲，“西方即使是艺术也是科学的，而中国即使是科学也是艺术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君主专制的社会，君主专制与宗法制相辅相成，中国“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也必要严尊卑而后那条路才走得下去；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为中西间之两异的精神。基于上述三点的差异，西方的文明也就先于中国的文明了。
先于也就先于了，近代的中国却遭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势能文明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家是怎样的反应呢？起先，还是没有一点意识的“夜郎自大”，但聪明的中国人还是早晚会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于是我们开始了改革，最初的是那些洋务派的闯将们，他们办了实业，开了新式的学堂，还引进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以为这样便可以获得同西方等同的先进，但他们忘了文化深层的差异，直至“甲午海战”的最终失败才意识到单单靠这些器物是无法改变起落后的面貌的。于是大家又趋鹜似的扑向了制度的改革，于是立宪派便奔走于建立议会，制定宪法；革命派搞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最后，立宪也逐渐有了成效，革命也结出了“辛亥革命”这样的果实，但最终立宪遭遇了“百日维新”；革命却让袁世凯复了辟。原来中国人不会用那些西方的制度，但这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失败，毕竟那些西方的文化中的“民主”业已深深植根在中国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中。终于“五四”的那些志士们掀起了文化改革的浪潮，他们认识到了：器物也好，制度也好，是植根于西方那特有的文化上的，这些东西是西方文化结出来的硕果，我们要强国，就要改变中国的孔家政治，改变中国的伦理思想。要从根本上引入西方文化。这足以证明当时人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的转变，于是又有人想着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通，这是一种含糊糊弄的手段，是一种中庸的思想。到底来还是中国的文化。这种融通的方式的西方化到头来还是会导致其上层建筑的变态。对这个问题，李守常先生有其最果断的看法，他觉得，东西文化根本之不同，如果做中国式的生活就须完全 做中国式的生活；如果做西方式的生活就须完全做西方式的生活；矛盾的现象是不能行，并且非常可怕的。这种观点是相当正确的，随便持调和的态度是不对的。依照我的意思，无论是过去的中国还是现代的中国，要想强国，要向发展，中国古代的那一套是不能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呢？这还要从中国文化的特征谈起，中国的文化是解决人的问题，是改造人的问题，是调和人内部心理使其适应环境的问题。举个例子说明，如果有一间房子很小，一个人住里面很不舒服，他不是想着去换一件更大的，而是要改变自己，是自己适应当前的屋子小的环境，大到心理上的满足，求得随遇而安。前者改变屋子的大小是西方文明的态度，而后者是中国文化下所产生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中国的现状的改变是要从文化上的彻底的改变。
对于在世界一体化趋势如此强大的潮流下，中国该去往何处？恐怕这是个难办的问题。这里有人会说道，难道我们那五千年的文化就没有半点的用武之地，全都要改成西方式的吗？我们的政体实现代的，社会实现代的，我们的国家是现代的国家，基于的文化也应该实现代的文化，是一种向前的文化，而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静的文化，我们说着要将发展作为我国的第一要务，怎么才能发展，是背着那五千年的沉重的负担去发展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可就成了柳宗元所说的“蝜蝂”了，岂不是很可笑吗？东西方文化相对比，只有西方的文化才是一种向前的文化，才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文化。因此，照我的意思，中国的发展应考的是西方那种主动的文化，而不是中国那种调和的文化，那种主静的文化。在中国的发展的问题上全盘的西方化是正确的，毫无疑问的。不要说什么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对的。这也是在中国发展问题上是做不到的。但这里不是说中国那引我们以自豪的文化就要完全抛弃，这也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文化的态度将是如何呢？中国的文化是调和自身的文化，诚然，我们在西方化的发展道路上，会遇到一些边边角角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是西方文化不能解决的自身心理矛盾，我们便可用我们的文化去修补这些边边角角的矛盾，这是一种边缘的修补，切不可充斥了西方化的发展道路。其实，在发展的问题上也谈不上什么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我们要发展必须走第一条道路，即走征服自然，创造的道路，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走第二条道路，即调和的道路。西方也是应该这样。照此看来，便无所谓中的，还是西的了。难道说不是这样吗？
现在，我们的答案明显了，中国的发展是要走第一条路线的，要全盘的西化的；中国在发展中解决人的问题要靠中国的文化。其实这种手段是谁都会的，无所谓中西，只不过一开始中国和西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走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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