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汉语和汉字（上）

峡江奔流

汉语与汉字
从 社会心理学而不是从专业语言学的角度去探索汉字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在广泛使用的方块字。它有着明显的象形文字的特征。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模拟联想的色彩。
象形和会意是公认的汉字的两大构字规律。
另外的四种分别是；指事，形声，转注和假借

以常用汉字为例，如，田，人，女，羊，日，月，水，书，火，虎，兔，猫，山，口，爪，马，牛，林，雨，车鸟，兵，门，井，凹，凸，竹等，均是典型的象形字。而如：福，男，大，小，穷，富，家，贪，树，上，下，我，认，夯，志，吉，国，问，闪，闯，闷，闹，安，牢，宝，灾，官，杀，旦，旱，正，旧，旺，想，思，星，贵，贾，贼，贿，赔，资，忐忑，忘，忠，恶，恩，灭，忽，念，眉，秋，立，舌，甜，笔，等，则是典型的会意字。
除了象形和会意之外，汉字中还有许多以：女，石，木，土，衣，丝，言，卜，王，万，千，十，丁，舟，本，也，它，等。作偏旁的形声和指事字。在常用的汉字里，它们占了相当的比重。
在一万多个汉字中，常用的只有三千多个，其余的都是比较冷辟的字。对一般人来讲，实用价值不大。
自古以来就有仓颉造字的传说，但这只是传说而已。汉字的形成肯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独自完成的。但那些冷辟的字，却可能是宫廷的史官或者文人造的。这些冷辟的汉字和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离得很远，和社会生活也没有紧密的联系。
此外，汉字里有相当部分字明显地违反了象形和会意规律，比如：出，矮，射，重，圆，半，等。他们的含意和字形正好相反。这大概是指鹿为马的“圣意”钦定的了。
汉字是一种反映事物的外形及其相互关系的符号，不是一套记录语言发音的符号，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人类早期大概都曾经历过象形文字阶段，但为什幺汉字没有象世界其它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那样发展为拼音文字呢？
这应该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汉字的这个特殊性和中华民族生存的自然地理条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秋收，周而复始的，稳定的生产方式，使得人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加上古代交通的困难，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同一事物的称呼（声音符号）各异，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方言（这样的情形，现仍存在于美洲印地安个部族之间）。
但随着社会发展，国家开始形成，统一的文字成为急迫的需要。由于统一声音符号的难度很大，那么统一记录事物外形及其相互关系的符号，就成为唯一的选择。这方面的事例最著名的当然就是秦王朝的“书同文”了。但远在此之前，从殷商起到秦统一全国，在漫长的时间里，各诸侯国家内部早就在进行这样的“书同文”的工作。只是其范围和力度不能和秦始皇相比而已罢了。
所以，可以这样说，汉字的统一过程始于殷商，终于秦。从此以后，汉字最终完成了语音和符号的分离过程，成为一种相当稳定的表意文字。
在秦实行的“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的四大措施中，真正最彻底的，应该是“书同文”这一项。秦颁布大小篆文字，为秦帝国在广大的疆域内颁布法令，公务往来提供了便利，由此为延续长达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传播学基础。
这种允许语音分离的文字，特别适合用强悍武力建立的，疆域广大的帝国。
虽然帝国各个地区人们的语言不同，但用统一的文字符号表达的意思却是相同的。
因为汉字的这个特点，所以它不仅通行于中华帝国，还传播到了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邻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当然，这些国家接受汉字是基于实用态度。它们并没有照搬中央集权制度）。农耕民族的共性使得这些国家推行汉字，但民族，血缘的差异又让它们长期保持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特征。上述的这种情形其实不仅存在于中国的邻国中，即使在中华帝国内部，如江浙地区，闽赣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归纳以上事实，我们初步的结论是：汉字这种建立在象形，会意规律基础上的文字，从优点方面看，它是一种特别适合于以农耕为主生产方式，国家疆域广大，方言繁杂的庞大帝国早熟文字体系。它之所以被广泛使用，首要的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巩固用强悍武力建立的庞大国家。其次，由于它的高度稳定性适宜了周而复始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利于文化思想的原样传承，保持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第三，它简化了人们把握外部世界的难度，在交流，沟通不同地区人们方面，比拼音文字有明显的优势。
但事物总是利弊共存的，它的缺点也是不可否认的：1.当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时，这种文字在拓展人的思维深度和广度方面弊端突出，它束缚了新的思想诞生。2.由于它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模拟思维习惯顽固，妨碍逻辑推理。3.因为文字的象形，会意，形声，指事构字规则影响，综合式整体思维盛行，但分析思维薄弱。 如前所述，汉字是一种建立在象形，会意基础上，形，音分离的符号系统（形音分离是指文字的形状和它们的读音没有规则联系），是一种反映客观事物外部特征及其联系的符号系统。如果说西方民族的拼音文字系统是数字信号系统，那么汉字就是一种模拟信号系统。
语言文字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也是人们赖以思维的物质基础。巴普罗夫早就证明，人类的思维是建立在“第二信号系统”即语言文字的基础上的。而基于“第一信号系统”之上的“思维”，则是人类和其它动物共有的。换言之，建立在语言文字基础上的思维活动，才是区分人类和动物的根本特征。
综上所述，汉字具有交流，沟通方面的优势，但却在发展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弊端。
首先，由于汉字是一种反映事物外部形象及其联系的符号系统，为了记录客观世界中种类繁杂，千差万别的食物，反映它们之间的外部联系，就势必造出许多形状各异的表意符号（仅以《新华字典》为例，就收录了11100个单字），要完全记住这些形状不同的方块字（认识和书写），对一般人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以常用汉字的范围看，记住3000----4000个单字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需要的是机械式记忆，很难在听觉和视觉之间建立逻辑联系。这就加大了人们学习汉字的难度。“字画同源”，写字相当于作画（特别是繁体字）。这样的特点对书法艺术来讲是成立的，甚至是这门艺术必须做到的。但是对于把文字作为交流工具的一般人而言，的确是一大难事。它使得人们把过多的精力用在机械式记忆方面，而用于思考，特别是逻辑性思维方面的空间太小。
其次，汉字的固定的字型结构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僵化。在众多的汉字单字中，虽然象形字占的比重不是很大，但它们所反映的却是世界上的常见的 基本的事物。比如：女，山，火，羊，马，门，车，月，虎，日等。在长期潜移默化作用下，人们很自然地会把它们代表的事物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互不相干的。很难想象它们之间存在联系。“女”字象个挺着大肚子的人，所以女人就成为生儿育女的工具；“门”字的形状就是两扇并列的木板连着木轴，所以中国传统的门都是对开的结构；“兵”就是端着长矛前进的人，所以直到近代，中国的士兵仍然基本使用的是冷兵器。“车”字象个从上面看，就是木架子放在两个轮轴的上面，因此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的车型都是两轮的。
在常用汉字中，会意字占据着主要地位。心上有田就是“思”，心相（宰相）相联即为“想”，一人有衣有田就是“福“，昂守挺胸即为“大”，垂背缩手就是“小”，力能顶田是男子，有房有田就是“富”，靠力撑家肯定“穷”，房下有猪就是“家”，抢贝的人必是“贼”（在远古时代人们曾以贝壳作货币使用），人坐王位即为“全”，屋中有女才能“安”，火烧房子就是“灾”，心想入仕为有“志”，日出地平即为“旦”，马关门里就要“闯”，心锁门内必然“闷”，鱼加羊肉肯定“鲜”……..，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应该客观地承认，会意字的出现，使得汉字突破了象形文字固有的局限性束缚，大大增加了汉字的词汇量。许多原来无法用象形方法表现的事物，特别是属于人们主观感觉的事物，得以用通用的符号来表达。所以说，正因为会意字的出现，决定了古老的象形文字走向了现在的方块字的发展方向。从严格意义上看，指事和形声规则，不过是综合应用象形和会意规则而已。
汉字的这种根据事物的外部特征及其合理联想造字规则，必然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基本的思维方式：望文生义，模拟推理。
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孔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写了不少论说文章。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各异，但几乎都在文章里大量使用类比，模拟论说手法，而看不到演绎推理的使用。而把类比，模拟推理手法发挥到极致的，当数荀况的《劝学篇》。唯一的例外大概是老子和墨家的论说文章。基本和少使用类比论说方法。 在秦统一中国以后直到近代，历代文人墨客议论文的基本论说方法，仍沿用这种类比推理方式。由此可见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人影响之深。
在明清以来在民见广为流传的《增广贤文》中，更是大量采用了类比联想手法。如：“书山无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山穷水尽疑复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养子不教如养虎，养女不教如养猪”，等等，不胜枚举。
唐诗宋词中运用类比的例子就更多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兔丝咐蓬麻，引蔓故不长，昨日为君妻，席不暖君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至于流传在民间的俗语及歇后语中的例子亦不少：狮子大开口，人心不足蛇吞象，和尚打伞-----无发无天，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猪鼻子插葱---装象，竹篮打水一场空，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等等。
在民间流传千年的成语中，更是多用类比：千钧一发，危在旦夕，珠联璧合，白驹过隙，一诺千金，旁敲侧击，天长地久，刀光剑影，凤毛麟角，管中窥豹，狼心狗肺，东鳞西爪，心照不宣，面如满月，泰山压顶，气贯长虹，风马牛不相及，谈虎色变，爱屋及乌，滥竽充数，一手遮天，以眼还眼等等。
之所以不嫌烦琐地列举上面的实例，就是为了证明汉字和我们的思维习惯之间的紧密联系。
这种类比联想的修辞手法，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很容易调动阅读者和受众情绪，增强了文章或者语言的艺术感染力。这是西方拼音语言很难达到的艺术境界。
下面，我们还要提到一个为人们忽略的现象：汉语的音节很少。
以《新华字典》为例，尽管收录了一万多个汉字，但是只有612个音节，连同四声一起算，也不过2448个音节，也就是说平均五个以上汉字同用一个音节。这就为学习汉语的人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外国人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看看他们书写的汉字和阅读汉语文章，却不敢恭维。相反的事例就是中国人学习西方语言发音相当困难，但书写和阅读却没有大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汉字和汉语的特点。
汉字和汉语还有一个问题。正因为汉字是一种形，音分离的文字，所以现代汉语中不少字的古代读音就很难确定了。音韵学或者语源学是专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科。
汉字，这种形音分离的文字，不但抹去了方言的差别，也使得它拉大了和口语的距离。文言文只是书面语言，当时的人们大概不会是用那样的方式说话的。即使是在《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西游记》中使用的语言，也和文言文是有很大差别的，更不必说民间平常使用的口语了。请试想一下，人们怎么可能用语意含混，没有停顿的方式说话？
从严格意义上看，现代汉语已经不是“纯粹”的了。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许多词汇都是从日语中借用的。比如：干部，组织，团体，部队，生产，车间，工厂，民族，民主，自由，社会等。
现代汉语的语法也是参考西方语言规则制定的。比如：主，谓，宾结构，动宾结构，倒装句式等。所以，我们今天使用的汉语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语。它其实是自白话文运动以来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新汉语了。现代汉语中，用单个的字来表达完整意思的情况已属少见，词和字的区别日益明显。真正纯粹的汉语是文言文。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经翻译已经无法看懂了。而汉字在建国后曾经两次简化也和繁体字差别明显。
自上世纪初叶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开始，汉语就走向了更新之路。
把语言文字从少数封建文化人的手中的专利和玩物，变成普通人之间交流思想的工具，还语言文字的天然功能，这就是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功绩。
白话文经过诞生后，很快吸收了不少的外来词汇，在参考西方语法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汉语的雏形。
新中国建立后，通过两次汉字简化运动，扫盲运动，大力普及全民教育，使得现代汉语真正成为了全体国民的民族语言文字。所以，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汉语，已经不是传统的，纯粹的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字形会进一步简化，新词汇和新习惯用法，它仍处在变化中。有人对这种语言文字进化现象捶胸顿首，深恶痛绝，企图要大家回到“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时代，重新推行愚民文化统治，则只能是梦呓而已。对古籍文献的整理，翻译工作是必要的，但不能要求一般人都去学习，研究它，那只是专家们的任务。宏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最重要的工作是发掘先秦诸子的思想宝库，而不是向大众灌输“儒教”毒素。
至于论坛上不时出现的恢复繁体字主张，虽然打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号，内心真正想恢复的是他们的文化特权地位。这是明显的逆历史潮流的，因此他们的企图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奇怪的是，不少竭力主张维护传统文化的人，却顽固反对在全国推行普通话，特别起劲地反对汉语拼音。这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秦王朝统一文字实行“书同文”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新中国推行简化汉字，推行汉语拼音的意义同样伟大！要达到在全国推行普通话，以至于让汉语走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宏扬中华文明的目的，就必须强化汉语拼音教学工作。
在全国范围推行普通话，实质上就是要；1.实现“语同音”，使得普通话真正成为中国的“国语”，扫除历史遗留的地方封建割据倾向的传播学基础。一个只有统一文字，而没有统一语言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的。2..尽量缩小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改变了传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弊端，真正实现“怎样说就怎样写”，充分发挥汉语简洁，明快的优势。同时强化语言的逻辑结构，克服传统的简单类比思维习惯。这应该是现代汉语教学的方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