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是语言垃圾，还是伟大的国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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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语言垃圾，还是伟大的国学？（15）
                           杨润根

    在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一书中的第102页，有这样一段译文：

    孔子说：“子女奉事父母，若父母有过，当微婉而谏，把自己志意表见了，若父母不听从，还当照常恭敬，不要违逆，且看机会再劝谏，虽如此般操心忧劳，也不对父母生怨恨。”

   在这里，我们之所把钱穆先生的这段译文作为垃圾语言的范例来分析，首先是因为它缺乏基本的语意或逻辑的统一性，其次是因为它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识。

从第一句话来看，这段译文的主题应该是“子女奉事父母”。所谓“奉事”，按照通常的理解，就是全心全意和全力以赴地为父母做事，听从他们的吩咐，满足他们的意愿，照顾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健康。然而在这段译文之中，事奉父母的具体内容却一点也没有谈及，而是大谈如何规劝已经犯错误的父母——隐隐约约地、遮遮掩掩地（“微”）、拐弯抹角地、婉婉转转地（“婉”）、恭恭敬敬地、服服帖帖地、毫无怨恨地、同时又要坚持不懈地、不折不扣地、清楚明白地（“把自己的志意表见了”）、不辞辛劳地、煞费苦心地、挖空心思地和不屈不挠地规劝父母。显然，这与其说是在规劝父母，还不如是说是在折磨父母和自己。可以肯定，在整个人类的现实生活之中，绝对没有人会把规劝父母的普通活动变成一件如此这般的操心、忧伤而又劳累的事务！

读钱穆先生的这段十分酸腐而又愚蠢的话，具有一种强烈的庸人自扰的意味。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劝告或批评自己的父母不仅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而且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事。

可以说，有关孔子的一个没有常识的、酸腐的、愚蠢的庸人形象，就是由一大批彻头彻尾的没有常识的、酸腐的、愚蠢的庸人——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和20世纪以来的国学家们——塑造出来的。

自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执掌政权以来，台湾和海外的许多中国学者是以大陆的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认为大陆是中国文化的破坏者和毁灭者，而他们自己所要致力的就是保卫和弘扬中华文化。确实，他们自觉地做了许许多多将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合理化的努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既然他们深信不疑而又一如继往地把自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及其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观点作为自己思考的基础和前提，那么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全部解释和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全部论说就不可能具有基本的常识。
我的一种直接而强烈的感觉是，台湾在1949年开始的国学运动和读经运动，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得绝大多数台湾人既不能说古代中国语言，也不能说现代中国语言。既使他们的许多政治和学术明星的语言也往往是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最怪诞和最丑陋的混合物。

钱穆先生的这段译文所依据的原文是：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

我的翻译是：
孔子说：“我要用这么几句话来规劝那些为父为母的人们：你们要善于从儿女们的独立而不顺从的思想行为之中发现他们的那些有价值的理性和意志的趋向，并应该对儿女们的表面上看起来的服服帖帖和循规蹈矩的思想行为给予严重关注，关注他们对于父母所希望、所要求他们的那种服从是否表现出了理性上的真正理解和心灵上的真正认同，这样你们对于自己的儿女们所付出的悉心教育的辛劳就不会有什么令人不安与后悔的后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