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勒沃：九一一——在历史转折路口上的阿拉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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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沃：九一一——在历史转折路口上的阿拉伯世界

《二十一世纪》2002年第二期   勒沃   2002年3月14日
  
   张伦译

   作者简介：1932年生，法国政治学者，法国政治学院教授，以研究阿拉伯政治闻名。曾以学者、管理者、外交官和政府顾问等身份在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生活多年。著有《在法国社会的穆斯林》、《阿尔及利亚在战争中》、《伊斯兰在欧洲》、《阿拉伯半岛的也门》等。

从许多方面来看，阿拉伯世界在”九一一”危机中的地位都是特殊的。因恐怖袭击的自杀者来自这个地区，再加上策划这次事件的组织”基地”是由一个沙特阿拉伯贵族创立，这个地区因这起事件所感受到的冲击要比其他地区都更加直接。对事件的事实、原因、同谋者的网络等方面的分析结果，都将此地区置于风暴中心，并因此动摇了阿拉伯世界现有的各种内外平衡。那些将其存在理由深深地与美国制度相联但已逐渐不能再忍受这种依附状况，并开始阴谋反抗其保护者的阿拉伯世界的精英们被此事件深深地触及，他们有一段时间强烈感觉被其保护者遗弃，而这保护者自己却置身事外。

   大众包括相当大一部分的中产阶层都谴责恐怖袭击，但对他们来讲，美国在阿富汗的反击似乎是迟到的、过份的和缺乏合法性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抗议常常是被禁止的，民间和军事精英被迫有限制地表达他们对美国人的同情，条件是以一种秘密的方式表达。然而，一旦对伊拉克的某种报复行为超出限度，或者以色列利用此形势加大其对巴勒斯坦人的压力达到让人无法容忍的程度，这种对美国的支持就可能立刻消失并变成一种公开的敌意。在海湾战争期间我们也曾观察到这种矛盾和情绪性的反应。这些反应今日更多倾向暴力，而动员范围也远远超出阿拉伯世界。同时，这些反应将阿拉伯世界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并因此导致其更加不稳定。

   这种反应的态度也使我们思考阿拉伯世界国家内部的平衡，和那自1979年第二次大卫营协定以来确立的地区安全制度的可存续性。由于当时埃及的撤退并事先考虑了此撤退的重要战略利益上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强固了阿拉伯专制精英们的地位，使其免去了用充满风险的改革措施来强化其地位，这些协定使得战争成为不可能。总之，这个”稳定协议”从埃及扩及到所有那些放弃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的行动者。伊拉克之所以在1991年被惩罚，就是因为违背了这条规则。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也因奥斯陆协定和华盛顿协定从1993年和1994年间也加入其中。如果能够达成太巴列（Tiberias）湖水分配的协定，叙利亚在2000年1月也许会在日内瓦签署一个类似的协定。总体上讲，这个区域稳定制度能够有效运行多年，美国方面在不断加强的参与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参与不总是站在以色列方面的，在相当大程度上也照顾到阿拉伯精英要求得到承认的愿望。

   相对来说，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稳定很快就停滞下来。在那些几乎没有发生人口转型的阿拉伯国家里，由城市化和大学教育所造就的新型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期望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因此冻结。因无法与以色列开战而消失的民族主义话语，一方面被经济开放政策（虽然这种经济政策只让精英层得利）所鼓动的消费欲望所代替；另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话语也被一种带有社会控制含义的针对中产阶级追求身份本真性要求的宗教话语所代替。该地区因石油收入和战略利益而保持稳定。向海湾地区和阿拉伯半岛的移民潮，弥补了个人因生产性资源匮乏而感到的挫折感，也减弱了因社会动员能力的崩颓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这在埃及尤其如此。

   但是，区域冲突的结束却将那些不在此框架内的人--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暂时拋弃在路边。海湾战争和苏联撤出此地区虽然促成奥斯陆协定的签署，但却枯竭了流向现已贫困化了的伊拉克和感到惧怕担心的石油王朝们的移民流，这些石油王朝现在更愿意使用亚洲的廉价劳力。这些变化将增加内部的压力并推动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发展，使其很快成为唯一挑战、质疑腐败领导层和极不公正的区域制度的合法力量。

   海湾战争后，我们并没有看到伊朗革命的模式在阿拉伯世界扩展，而是看到那些具有外部支持和掌握资源的国家加强了其镇压手段以维持统一。面对国家的这种反应，绝大部分伊斯兰主义运动变换了策略并经常发生分裂。一部分返回主流并将一些专制合法化，以这种妥协换取好处。我们大致可以将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islamique du salut，FIS），埃及的”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sulmans），巴勒斯坦的”哈玛斯”（Hamas）和土耳其的”热法赫”（Refah）等组织的演变归为此类。对许多人来讲，协调一致地夺取权力被视为不可能，参与到各种利益的分配决定中的希望，随着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OLP）加入大卫营协定的框架后便成为妄想等等，都是使对抗减少的原因。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运动也被国家残酷无情的镇压所摧毁，其中最具有象征性的是1982年叙利亚政府在哈马（Hama）对”穆斯林兄弟运动”的镇压，造成了上万人死亡。但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缓慢的和平过程及其失败，使得接受一种可能的妥协的想法逐渐贬值。面对侯赛因（Saddam Hussein）和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失败，一小部分边缘性群体开始采取一种类似伊朗模式（这主要指在伊朗革命和两伊战争中，伊朗年轻人采取的那种自杀攻击性行为--译注）的自杀攻击暴力行动。

   “九一一”恐怖袭击的首要后果，就是质疑、动摇了持续20年的、主要依靠专制精英维系的区域稳定制度，它过去几乎没有关注各个社会的转变。冲突的空间是有限的，由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冲突转变成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并越来越少接受外界的介入，只是在那些从政治和经济上强固这个不平等的区域和平框架的情况下，某些介入才可以被接受，尤其是欧洲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帮助。突然间，因”九一一”恐怖袭击的发生，使空间发生巨变，伸延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阿拉伯半岛因其精英与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关联重新被置于辩论的中心。伊拉克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受反击的目标。土耳其将自身置于边缘但不可缺失的可靠盟友地位。为避免以巴冲突可能导致包括所有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反恐联盟瓦解，以巴冲突被边缘化了。因另外一些原因，北非的国家冲突也大致是如此被边缘化。此次危机的处理组合让人想起围绕巴格达协定（1956年）展开的讨论与冲突，但最主要的不同在于美国的反击得到俄罗斯支持和中国善意回应。

   这个改变了的空间格局对那些承受危机压力的国家也产生重要影响。在短期看，阿拉伯世界之所以转向恐怖主义，可以视为政治伊斯兰在通过控制国家权力以实现社会转变计划失败的结果。缺少动摇那些大的、像埃及那样的阿拉伯国家的能力，这些运动试图针对那些石油王朝采取行动。在那里，国家结构更加脆弱，而那些控制石油收入的家族网络较那些纳塞尔们的继承者更缺乏合法性。这些家族生活在阿拉伯人无法接受的美国军事保护之下。海湾战争之后，美国的军事保护成为保持这些政体内部稳定的关键性因素，而不是用于保障其免于事实上已不存在的外来威胁。纽约和华盛顿受袭，可以视为先前袭击美国大使馆、军事基地等一连串事件的延续。恐怖份子将暴力带到美国的心脏，向世人显示了美国必须要为保持其在阿拉伯半岛的存在和维持一个对各种问题失衡的严重性几乎没有意识的阿拉伯统治阶层的统治付上代价。

   瓦哈比（wahhabisme，沙特阿拉伯一个倾向禁欲的政治-宗教运动--译注）教义中关于国家和宗教的关系的看法，与本拉登所领导的运动在这方面的看法没有甚么根本的不同，这又给上面涉及的问题增加了悖论。由此可知，该运动为何长期以来与那些上层资产阶级商人甚至某些接近权力的皇家成员之间具有结构上的密切关联。对政权的抗议表现在对有关领导人的政策选择上，以传统的、主张大力改革的行政建议或是企图制造不稳定这两种形式交互表现出来。本拉登批评沙特政体向美国人献媚，并指责其以一种不明显但却是实质性的方式加入大卫营协定所代表的地区稳定制度，这个区域稳定制度在海湾战争后因美国驻军阿拉伯半岛而得到强化。同样，在宗教神学层面上的抗议，主要表现在对政府允许美国在这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有着伊斯兰两个圣址的土地上驻军。这种由美国来对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提供的保护支持，远远超过抵御来自外界威胁的保障这样一种含义而成为沙特政权内部稳定的主要保证。

   因此问题在于了解美国人到底是否继续接受他们在海湾地区的存在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可以设想他们将不得不如此，以便长期维持对石油生产的控制以及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但是我们可以设问：这种存在是否将总是以美国单一介入和支持那些从大卫营协定以来就执政的专制政治、军事精英的形式出现？

   我们可以假设美国将考虑这些支持的成本。美国人并不从根本上取消这些支持，他们可能更多关注这个地区的社会的内部平衡和各种集体利益，以便落实真正的多元主义，从而为民主建设开辟道路，由此减弱该地区的激进主义势力。这种选择好像在（后塔利班阶段的）政治重建中开始勾勒出来。在国际力量的保护下，在各方多元的、包括那些接受新游戏规则的伊斯兰主义者的认可基础上，一个更新的阿富汗君主制或能提供一种影响区域政治空间重组的模式。

   美国也可能不再希望独自承担这种任务的重负。俄罗斯（包括中国）在该地区变换了游戏目标的政治游戏中的重新整合、加入，也可以使人们设想欧洲的一种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支持领域的新型参与。实现这种变化的手段可以是一种地中海区域的北约合作者，今日这些合作者已经伸延到绝大多数北非和中东国家和”巴塞罗那过程”间的互补协作（海湾战争后，美国1992年在马德里主持召集过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发展的会议，欧洲只被邀作观察员。此举惹恼了欧洲方面。在西班牙的倡议下，1995年在巴塞罗那召集了除个别国家缺席外、所有地中海区域国家都参与的国际会议，就经济、文化、政治合作发展展开讨论，并确定了一个五十亿欧元以上、历时数年的合作发展计划--译注）。若要维系阿拉伯地区的稳定，必需考虑这些社会变革的要求，而不应只为阿拉伯专制精英提供保障，同时，也应开辟一个与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关系和缓的以色列的合作空间。

   从这些展望来看，需要美国和欧洲互补的参与形式。不应减少对该地区的经济支持，但却应以更平衡的方式进行，同时考虑到继续发展那些能够有收益的生产活动。为了使该地区的社会有新希望，欧洲应该放松那些自90年代以来设立的有关人员流动方面的限制。一个扩大了的稳定空间，将质疑该地区国家的绝对主权特征。这个稳定性也意味着为少数族群和社会团体提供新的保护。然而，在国家层面上，这种保护形式现在已不再可靠。对该地区的金融援助和重新启动人员的流动，应该能够使这个地区的国家接受欧洲具有弹性的、在变动的区域格局内进行介入的实践形式。

   我们无法肯定这些措施能够消除所有暴力，但它们将有助于建设协调治理各种共同关系的集体空间，包括管理某些地区性的社会秩序的形式。对那些将自我置于限制之外的人的约束将成为合法性的，而现在却好像难以找到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的方法。新的一页历史将开始，就像1979年是那上一个时期的参考年份，就像二战结束时或是更久远但却仍然因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签署于1916年5月16日的英法间的就瓜分前奥斯曼王朝的秘密协定--译注）和《鲍尔弗宣言》（Déclaration Balfour，鲍尔弗[Arthur J. Balfour, 1848-1930]，英国前首相和外相，1917年发表宣言称将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给予犹太人建设一个家园--译注）而在现实中存在的年代。2001年9月11日的危机也应该成为造就一个新的、远超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空间的机遇。我们可以这样设想，这个区域的稳定将取决于：改善其内部的稳定，以更好的方式分配收益和资源，以及一个为民主开放做准备的对不同形式的多元化的有效管理。美国没有办法独自承担保障这个稳定性的沉重经济负担和政治风险。一种弹性、可变的对称联带（就像在巴尔干，在联合国，北约和欧共体之间合作的成果那样）或可为解决这个地区的冲突和重建一新的区域秩序提供必要的手段和途径。

   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2年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页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