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庄礼忠：记忆中的南桥――1945

神死恸瞑

记忆中的南桥——1945

        1944年的残冬是寒冷的，南桥镇曹家弄（解放后称光明弄）北头的曹家河头封冻了，曹家河头是横泾的支流，它穿过鼎丰酱园，到曹家弄底往西延伸20—30米就终止了。曹家河头封冻给曹家弄的小孩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溜冰场。中午，阳光灿烂，我和三、四个小伙伴尽情地在冰上跑，在冰上溜，自然溜冰鞋这样的奢侈品是没有的，父母们在岸上看我们玩，显然他们的心情都不错。

        远处传来隆隆的声音，谁都能辨别这是飞机声，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飞机了，机声渐近，看到了，九架飞机，呈三个品字形，由南边飞来，有点异样，大人和小孩们都注意到了，这飞机不是灰黑色的，是银色的，近了，飞机上没有烂膏药（日本国旗的标志，老百姓称它烂膏药），有白色五角星。“这是盟军的飞机。”有人说了一句，“是啊！是啊！”弄堂里跑来不少人，站在河边抬头眺望，飞机越过上空向北飞去，曹家河头的北岸有一排矮平房，还有稀疏低矮的树，视野很宽广，大家目送着这九架飞机渐渐远去，直到变成一个个小白点。“盟军的飞机！”人们议论着。十几分钟过去了，北方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大地在微微颤抖，人们的心也在震动，好啊！东洋人终于吃炸弹了，东洋乌龟完蛋了！爆炸声证实了这的确是盟军的飞机。

        自此以后，每天中午总要有十来架飞机经南桥上空到上海去轰炸东洋人的目标，曹家河头南岸成了为盟军送行的地方，东街上的一些居民也赶来参加，在街上的视野是很窄的呀！人们喜形于色，这爆炸声，似乎是东洋人的丧钟，是反***战争胜利的礼炮！天气依然寒冷，东洋人该感到阵阵寒意了吧！龟缩在协和弄里的东洋人不见什么动静，唯一可以感觉到的是夜间十几支探照灯光柱在南桥的北边、东边晃动，父亲说，这是在搜寻美国飞机。但在记忆中，美机晚间很少来袭，总是中午从南边过来，轰炸过后，从不经过南桥返航，可能从长江口一带离去。1945年7月的一天，中午，人们聚集在曹家河头，机声响起，三架、六架、九架、十二架••••••六十三架，机群象一片云一样在上空掠过，人们在兴奋之余，又有些担忧，那么多飞机，肯定载有大量炸弹，别用不完，投几颗到南桥来。

        北方传来密集的爆炸声，“把炸弹都投完罢，勿要剩几颗投到南桥来！”有人说。好在南桥从未受到过空袭，但有三位南桥人受到过美机袭击，他们搭乘日军的军车去上海，在沪闵（上海——闵行）线上，受到美军飞机扫射，据说其中一人臀部中弹，另一人大腿被击中，她是我小学一位同学的母亲，30多岁，是一位十分美丽的女人，后来我在同学家见过她，断了一条腿，撑着拐杖走路，她是我母亲教小学时的学生，母亲说，她跳高非常好，可惜她永远也无法跳高了。另一位男性，断了一条胳膊，常在南桥镇上走动，南桥人几乎无人不认识他，臀部受伤的人没见过。真是，要不去乘东洋人的军车也许没有这一劫哩！

        每次盟军来空袭，从不见东洋飞机拦截，这次六十三架机群过去十多分钟以后，倒见两架东洋飞机冒着黑烟摇摇晃晃向南窜去，估计是掉到海洋里了。

        1945年春季，我上小学一年级，在南街庄家祠堂上课。清明节前后的一天，我们正要上课，突然见几位老师慌慌张张来回奔波，一会儿老师们将大门关上，不让学生出去，过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见老师来上课。同学们纷纷猜测，史栋梁年龄稍大一些，见多识广，他到教室外转了一圈回来说：“飞机扔炸弹！”我想，怎么没有爆炸声呀！街上传来哨子的声音、嘈杂的人声、脚步声，老师让我们坐在教室里别乱跑，等了大半天，老师让我们从庄家祠堂后门沿河边小路回家。事后知道，一个农民（可能是游击队员）挑一担莴笋，路过南街时，藏在莴笋里的定时炸弹，可能由于时间没有对好，突然爆炸，挑担者当场炸死，一家豆腐店的一板豆腐炸得粉碎，对面南货店的玻璃窗也炸得七零八落，好在未伤及其他人，这个农民姓甚名谁则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隔了没一个月，我们正在上课时，老师突然停止讲课，让我们静坐教室里，街上又传来哨声和嘈杂的人声，隔了个把小时，老师让我们从前门上街回家，到了街上，只见东洋人荷枪实弹，黑狗黄狗来回奔跑，黑狗指穿黑衣服的伪警察，黄狗指穿黄衣服的和平军。后来听说，有人在警察局门口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但未爆炸。敌伪军在街上检查行人，搜身，查良民证，对小学生倒也不管，我们一溜烟跑回了家。东洋乌龟也蠢，放了定时炸弹，游击队员还会呆在镇上吗？即使还在镇上，进城执行任务的游击队员谁也不是傻瓜，会不带良民证吗？

        沦陷近八年，南桥人受尽了屈辱和折磨，人们用各种方法对付东洋人，有下乡去参加游击队的；有去大后方工作的，比如我上初三时的班主任王炳书先生；有拒绝和东洋人合作的，比如王炳书先生的夫人，我小学二年级（下）的级任老师汪素心，抗日八年一直未出来任教，在家里放个八仙桌，教四、五名小学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汪先生是先进教育工作者、县人大代表。当然，也有个别人当汉奸的，我知道，南桥有一人当和平军旅长，有两人当和平军团长。南桥少部分人是东洋人心目中的“良民”，他们见了东洋兵，低头哈腰，竖着大拇指说：“东洋先生好来西，好来西！”东洋兵往往洋洋自得地伸出大拇指：“好来西！好来西！”接着那人掏出一支香烟递给东洋兵，嘴里说着：“太白果，信瞧信瞧（抽香烟）。”东洋兵眯着眼睛，吸了一口烟，扬长而去，刚才递烟的那位往地上吐一口唾沫，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东洋乌龟，不得好死！”而大部分南桥人见了东洋兵呈现一副极度冷漠的表情。

        1945年是南桥人兴高采烈的一年，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大家都知道东洋兵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南桥这个小镇，信息也是蛮灵光的，主要靠那五、六台直流收音机，自从方浜间被东洋人炸掉后，南桥就没有市电，交流收音机没法用，只能用直流收音机，收音机的主人天天听短波，于是苏德战争状况、太平洋战争战况、他们了如指掌，茶馆是他们的信息发布中心，世界上的大事，不出24小时，许多南桥人都知道了。父亲是南街长乐茶馆的常客，星期天上午我老是跟他去茶馆玩，听大人们议论天下大事。虽然茶馆店墙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但茶客们高谈阔论，旁若无人，他们谈得最多的，一个是“飞来兵”（后来知道是菲律宾），一个就是鲁肃。那时我老是缠着大姐庄礼华给我讲故事，她给我讲水浒和三国，所以我知道东吴的鲁肃，但我弄不懂大人们怎么光讲鲁肃如何如何，从来不讲诸葛亮、周瑜，后来才知道他们讲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什么演说，因为把罗斯福三字说得很快，听上去变成了鲁肃。茶客们为何那么大胆，不怕汉奸告密吗？其实那时候，东洋人的败局，汉奸心中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谁还敢去得罪中国人？

        一九四五年和三年前大不一样了，人们的心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年前东洋人不可一世，洋洋自得，记得那一年，南桥东洋人在沈家花园里举行文娱演出，南桥的一些妇女和儿童前去观看，东洋兵和穿着和服的东洋女人怪声怪气的唱歌，以及怪异的舞蹈，中间还散发画片和画册，记得画片有《大阿福》，还有漫画，画面是海洋里几个岛屿，一个强壮的东洋兵，伸出毛茸茸的大手，象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住一个瘦骨伶仃的正在逃窜的美国士兵。一本画册上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农民扛着锄头惊慌地奔逃，远处新四军拿着枪追过来，画的上方印着两个大字“恐怖”。到四五年，东洋兵就不那么张扬了。

        汉奸们日子不好过，东洋兵日子也不好过。父亲说，东洋兵不敢离南桥太远，除了南桥等几个集镇外，广大的农村都是游击队的天下。夏天的一天，我跟父亲去西街草棚里的小菜场，一个老板娘告诉父亲，现在东洋兵可苦了，一顿只准吃两小碗饭，吃不饱，两个东洋兵饿得受不了，买了两个甜瓜，躲在草棚后边偷偷地吃。我过去一看，两个东洋兵正用小刀削瓜皮，削好后狼吞虎咽，几大口就把甜瓜吃了。

        抗战后期，沦陷区许多物资很紧张，东洋人对紧张物资实行所谓“统制”，在南桥，统制的物资主要有汽油、煤油、柴油、火柴、奶粉、食糖等等，油料是根本买不到的，奶粉可托人到上海“走私”，食糖长期无货供应，我最小的一个妹妹，叫小庆，出生才几个月时，我母亲没有奶水，冲奶粉没有食糖，只好用饴糖代替，她又不好好吃，饴糖还不干净，最后因腹泻而夭折。南桥粮食并不紧张，只要有钱随便买，不象上海市区那样紧张。

        奉贤柘林一带产海盐，上海一些跑单帮的常来贩私盐，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带两麻袋食盐，少说有200斤，他们常常十多人结伴而行，驻南桥的汪伪和平军常常以查走私为名敲诈勒索，他们在镇北沪杭公路边设卡，经常是七、八个伪军荷枪实弹，见贩私盐的过来，就一拥而上，拦住车辆，索要罚款。跑单帮的从不爽爽快快交钱，总是推托没钱，和平军自然不会放他们走，纠缠了半天，有两个跑单帮的卸下食盐，说去闵行朋友那里借钱，两人骑车北行，过了个把小时回来掏出几捆钞票，伪军嫌少，又讨价还价半天，当然少不了给伪军敬烟，香烟不能太差，至少是美丽牌、前门牌一类的，老刀牌、全六牌是拿不***的，最后伪军挥挥手，跑单帮的才驮着私盐骑车离去，伪军们重新卧在路边等待猎物。

        八月十日左右，南桥人纷纷议论着关东军，谈什么我也弄不清，后来才知道是苏军出兵东北，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土崩瓦解了。一天，保甲长们气急败坏地拿着杆称和口袋挨家挨户征收废铜烂铁，不交是不行的，说皇军造枪炮子弹用的，自然是无偿“贡献”，分文不给，老百姓心里清楚，东洋人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沪杭公路上日伪军押着二、三十个衣衫褴褛的挑夫，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往北蹒跚走去，在苍茫的暮色中，民夫们挥汗如雨，大人们说挑的是搜刮来的废铜烂铁。这些挑夫是日伪军拉夫拉来的，青壮年农民最怕的是拉夫，日伪军开拔或需要搬运东西，总是强拉农民当挑夫，挑夫累死累活不说，吃耳光挨枪托是家常便饭。“王八蛋，搜了中国人的钢铁，去打中国人！”路边有人愤愤地说。这一次不一样了，铜铁还来不及熔化，东洋人就无条件投降了。

        1945年8月17日下午，父亲带我上街，一出曹家弄，只见满街挂着国旗，各家店铺呈45度角斜挂的国旗，将狭窄的街道变成一条长廊。父亲说：“东洋人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人人喜笑颜开，谈的都是关于东洋人投降的事。父亲带我到介福堂药店，坐在排门板上和老板聊天。一个东洋军官带着两个士兵过来，军官穿黄牛皮靴，腰佩指挥刀，士兵扛着插有刺刀的长枪，穿着翻毛黄牛皮鞋，鞋钉在石板路上发出“托托托”的声音，军帽后面两块“尿片”（“尿片”：中国人对日本兵军帽后缝的两块布片的称谓）随着脚步一晃一晃。他们的脸失去了往日的狰狞，又故意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真是一副尴尬面孔。东洋军官会讲几句汉语，他问前面一家店铺的老板：“今天，不是节日的有，为什么插国旗？”老板爱理不理地不说话，要在过去，两个耳光早就劈下去了，东洋人咽了口唾沫，忍着性子说：“收起来的有！”东洋人边说边挥着右手，老板不情愿地将国旗拿下，待东洋兵离去，随即又插上。东洋兵走了几家商店，情况和前面一家差不多！看看大势已去，三个东洋兵灰溜溜地走了，“尿片”在他们的肩上一颠一颠地晃动着。在我的记忆中，南桥人没有狂欢，没有跳舞，也没放鞭炮，他们就是这样庆祝抗战胜利，这大约就是南桥人的性格。

        八月底，除了横泾桥边的一个院子里的江苏省保安团一个中队外，镇上的日、伪军都悄悄地溜走了，那个院子里有一个用砖垒成的堡垒，有三层楼那么高，伪军们龟缩在堡垒里极少出来。大人们说，一支游击队命他们缴枪，中队长不同意，他说缴了枪我们到镇江（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没法向中央军交代。后来，双方达成协议，伪保安队八月底撤离南桥，撤离时要求游击队后退六公里，他们早上6点前离开，游击队八个小时后进城，没有人通知，但南桥人都知道游击队要进城了。

        父亲说，南桥镇的商会派出代表找游击队头头协商，问他们有什么事要商会出力的，游击队提出两个要求，进城前为每名官兵做一套蓝布制服，买一双力士鞋，进城后，每个官兵都要喝上酒宴。时间紧，任务重，最关键的是裁缝和厨师的人数问题，南桥镇就那么三家服装店，七、八个裁缝，四、五家小饭铺，十来个厨师，于是从四邻乡镇邀集裁缝、厨师，租赁碗筷、盘子。

        八月底的一天，东街的保安队不见了，只留下那座堡垒孤零零地立在横泾桥西面，南桥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镇。大家都知道下午4点以后，游击队要进城，南桥人都记得1938年的农历六月十三，这支游击队曾联合其它一些武装攻打过南桥的东洋兵，尽管上千人的队伍打不过龟缩在沈家花园里的百把个东洋兵，最后在东洋兵自行车队的追击下，纷纷逃离，但宽厚的南桥人还时时说起六月十三打东洋的往事。下午，南桥人忙碌起来，一是买高升（一种两响的炮仗）；二是占据有利位置。我家邻居绍兴老板孙大毛，一只脚搁在长凳上，边喝着绍兴花雕，边吩咐他的大儿子阿太：“快！快去买高升，买一斤一只的！”下午三点的时候，东街的房檐下早挤满了人，父亲让我站在一家商店的柜台上，只见东面横泾桥下人头来回涌动，好象在吵架，一会儿一个六十来岁的胖胖老头，头上冒着汗，脸涨得通红，气急败坏地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边走边用两手在头顶上来回摆动，口中不停地嚷着：“别吵啦，烦死了！”向西边落荒而逃。大人们都认识他是南桥镇的伪镇长，后来听说，他在横泾桥头想以南桥带头人的身份迎接游击队进城，桥头的群众奚落他，驱赶他，使他不得不狼狈逃窜。

        横泾桥东响起“劈——啪！劈——啪！”的高升声，人们引颈东望，只见人群向路边移动，来了，来了，最前面是骑在几匹白马上的军官模样的人，他们穿着蓝布军服，戴白手套，穿黑色力士鞋，腰佩手枪，不断向人群敬礼。高升不断响起，后面是步行的队伍，一律蓝布军装，长官们一律背着驳壳枪，士兵则扛着步枪、卡宾枪，还有几挺轻机枪，三人抬着的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在人群中着实引起一阵轰动。一千来人的队伍走过东街，接着高升在南街响起，南桥人就是这样来迎接七年来第一次进入县城的中国人的武装。

神死恸瞑

童年时的南桥

        南桥，我的故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一场战火之后，庄行镇化为一片灰烬，我的一贫如洗的曾祖父从庄行迁到南桥讨生活。1913年奉贤县城从奉城迁往南桥，南桥就此成为有县无城的县城。奉贤县的隶属关系曾多次变动，原属江苏，抗日战争时属上海特别市，记得幼年时，我家大门上贴的户籍卡上写着：上海特别市奉贤区南桥镇X保X甲庄仁治，庄仁治是我父亲的名字。抗战胜利后又归江苏管辖，1958年归上海市。

        南桥，这个江南小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据父亲说有八千来人，仅东南西北四条街，北街最短，约200米，北市梢有一个圈棚，是用砖头砌成城门洞样的通道，长七、八米，高两米，顶上是二岩寺的一个大殿，圈棚北也有些房舍，但几乎没什么市面了，有两家粮店、两家鸡行而已。西街也不长，300来米，东街长约400—500米，南街最长，约600—700米，最热闹的当数十字街头和南边的余庆桥堍。

        奉贤系河网地带，南桥镇的河流也不少，与东街垂直的是横泾，将东街一分为二，北通黄浦江，南接南桥塘，南桥塘依在东西两街之南，与南街并行的一条河也称南桥塘，受潮汐影响，潮起潮落，河水匆匆忙忙，每天南来北往两趟。有河必有桥，最壮观的桥要数十字街头的余庆桥了，它横跨南桥塘，连接南北街，是座钢筋水泥桥，东街横泾桥也是水泥桥。拱形石桥是江南特色之一，东街尽头有留福庵桥，西街汽车站西有西三官堂桥，最高大的要算南街的南石桥了。镇上还有些木桥，如东街的东望虹桥、利市庙桥，西街的西望虹桥、南街背后的轧花厂桥等等。

        作为水乡小城，南桥自然有水乡特色，但不典型，不集中，东一点，西一片，不成气候。“人家尽枕河”是水乡市镇特色之一，南桥也有一些，主要在东街，比如鼎丰酱园沿横泾的一些建筑，一半枕在河上，下面以木质***桩支撑，东街中段有些房屋，用木质***桩或石条支撑着枕在河里的房基，有几户人家家里有石级通河边，还有几家在窗台上用吊桶向河中汲水，另有几段石驳岸几处马头墙。南街尽头的河东，有几家商店，商店前面有廊棚，称为南廊棚，木柱支撑着盖有瓦片的屋顶，纵向的木柱之间连着木板，可当长凳，供路人休息，廊棚可为路人遮雨，这实在是一种很人性化的建筑，可惜就只几十米而已。

        南桥的街面主要是石板路，有些地段中间石板，两边青砖。房屋基本上为中式砖木结构，南街和东街热闹地段大多为两层，也有三层的，如南街瑞大绸布庄就是三层，两、三层还有水泥阳台哩，也有草屋，如西街天主堂路南的小菜场就是竹草结构。南桥最豪华的房屋，当数协和弄内的沈家花园，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协和弄（现解放中路的一段）到底是东洋兵起的名还是早就有的。沈家花园的最初主人是沈梦莲，曾任军阀时代江苏省水上警察厅长，听老人们讲当初建园花了八万银元，主楼是坐北朝南的钢筋水泥三层楼房（解放后几十年内为奉贤县委、县政府办公用房），地面是彩色瓷砖，一楼大厅装有枝形灯，三楼两侧一边是水塔，一边是凉亭，这样的建筑，即使在今天的南桥也绝不逊色，主楼西南是二层的祠堂。园内纵横交叉的水泥路，路上有不少磨光水泥靠椅，园内处处枇杷、梅树、桃树，还有冬青等树木，郁郁葱葱，西边是一条南北向断头河浜，河浜和围墙连接处是竹篱笆。抗日战争期间东洋兵驻在里边，一楼竟然养着马匹。抗战胜利后，袁浦盐务管理处在里边，我和一些同学不时爬竹篱笆——那防御最薄弱的环节，长驱直入，偷梅子摘枇杷，总是“战果”辉煌。抗日战争初期东洋兵的飞机将主楼的三楼顶层炸掉，抗战中和解放前，这么一座豪华大楼一直是稻草盖顶，这也算南桥一大奇观吧！

        南桥有些弄堂与官宦家庭有关，比如我家所在的曹家弄（解放后改为光明弄），恐怕和弄内曹氏家族的红顶子有关，其中一户曹家，祖上系前清举人，曾在四川一个县任知县，他家的墙门间内一直放着县太爷的仪仗，记得有四片，分别为：肃静、迴避，七品正堂和钦命四川省XX县知县，材质均为木材，漆以红漆，并不精致，四块仪仗分插在两边的红色木架上，1966年夏天以后就见不到了。北面一家是秀才曹贵孚家，我童年时曹秀才尚在，人很清秀，留山羊胡子，成天抱着个水烟袋，不时高声朗读古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人很温和，有一次上街差一点给横冲直撞的东洋兵的马踩死，母亲说曹秀才回来脸色惨白。曹举人家屋脊两边装有铁铸的花瓶里插三支戟的装饰，父亲说，只有举人以上功名的人家才有资格装此“瓶升三级”，曹秀才家的屋脊两端装着砖砌的鸡头，父亲说这叫“装鸡”，有秀才功名的才有资格装。我家在曹秀才家北面，屋上也装有鸡，我知道祖父是商人，父亲也赶不上科举考试，就问怎么也装有鸡，父亲笑笑说：“你大大（祖父）花钱买了个秀才顶子。”我家的客堂堂名是“问心堂”，堂匾的落款是张建勋，我问父亲，张建勋是谁？父亲说：“是清末松江的状元。”他又补充了一句：“堂匾是别人冒他名字写的。”原来如此，假冒伪劣啥时都有。曹秀才的儿子曹声振，喜欢研究哲学，我叫他振叔叔，他叫我定弟（我小名定定），他是位***地下党员，五十年代初调苏南行署工作，肃反时被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昭雪。八十年代中期我回家，父亲说振叔叔回来了，你去看看他，三十多年不见，他虽衰老，但脸形变化不大，我一见就认出他，他一见我就叫我“定弟”，振叔叔***着地道的南桥话，真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他说：“定弟呀！我是老革命变成***，当了二十二年***！”人生有几个二十二年啊！我黯然。

        另一条弄堂叫棋杆弄，在南街，该弄陈家的一位祖先系前清翰林，曾任河南巡抚，原来他家门口装有旗杆，记得赵树里的《三里湾》里描述过旗杆，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三里湾》封面上就画有旗杆，可惜旗杆弄徒有其名，已不见旗杆了。

        祠堂，在镇上也算是有气魄的建筑，记忆中，比较大的是南街的庄家祠堂，南街有不少庄姓人家，我家住东街，与庄家祠堂无直接关系，南桥镇的庄姓人家清明时都到庄家祠堂祭祀，我家不去，所以南街有些庄姓人家说我家是野庄（意思是：没有祠堂的庄姓人家）。母亲说我家祠堂在庄行，那是宗祠，南桥祠堂是支祠，是庄行分出来的，我小学一年级在庄家祠堂上学，见祭桌上赫然刻着“庄氏支祠”四个大字，看来母亲的话是对的。解放前，庄行这个小镇上，多数人家姓庄，父亲说庄行庄家可能是康王（南宋）南渡时从河南逃过来的，68年我到河南后，发现原阳、虞城等县庄姓居民还不少，虞城还是庄姓老祖宗庄周的故里呢！看来，父亲的话有一定道理。我的祖父庄伯玉是庄行庄氏家族的族长（几年前《奉贤报》上有一篇短文，专讲庄伯玉，说他外号人称实惠货……我的二姐庄礼善曾将那份报纸寄给了我），庄行祭祖理应由他主祭，但那时祖父年事已高，所以从来不去，父亲也从不去祭祖，不知什么原因。祖父之所以当族长，主要原因是辈份最高，次要原因他是财主，如果是长工、佃农之类恐怕辈份再高也不会让他当族长。每年祭祖后，子孙们要在祠堂就餐，祖父不去，他们派人担来一担酒肴，说一担，其实也稀松透顶，所谓蹄膀是用一块半个巴掌大五花肉油炸后红烧的，红烧鲫鱼是一条半斤来重的小鲫鱼，一共十来个菜。有些小说和电视剧中常将一些祠堂描绘得十分恐怖，一些族长下令将族中不贞妇女沉塘等等，其它祠堂我不清楚，庄行的庄氏宗祠似乎没发生过这类事情，我自然不认为庄氏宗祠有什么革命性，但残害人命的事终究没有发生过。***结束以后，有庄氏子孙从庄行来找我父亲，要续家谱，那时奉贤庄氏家族中，父亲的辈份绝对是最高的，但父亲对续家谱毫无兴趣。奉贤庄氏家族中，我的辈份也是极高的，60年前我上小学时，同桌的父亲任奉贤中学校长，是心字辈，仁、礼、正、心四辈中，我居第二，那位校长居第四辈，我的同桌也承认比我小三辈。另外，东街的周家祠堂也很大，解放前常在那里演戏。

        小时候，父亲常说，奉贤风水不好，历史上从未出过状元，自然南桥也没有出过状元，父亲说松江在清朝就出过两个状元。我不相信风水说，但想想，在清朝奉贤确实没有出过状元，也没有出过王侯将相，连著名的才子佳人也没出过，更没有什么名胜古迹，确实没有。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南桥名胜古迹有三个，一是东街利市庙桥东南岸，那高高的土岗（大约是历年挖河堆的土）上有几棵高耸的棕榈树，我以为那就是热带，南国风光；二是西街汽车站，我站在十字街头远眺汽车站，前面几根电杆木数十根电话线，再加上两层楼的车站，我以为那就是上海，都市风光；三是北街北面的三女岗，一块三亩来地，二公尺高的土岗，上有一座叫三女岗的小庵，西边有一棵500来年树龄的挺拔的银杏，小同学们都说，那是吴王夫差三公主的墓葬，下面有无数宝物。我想南桥值得铭记的事，恐怕就是太平军在南桥西竹港中打死法国海军司令的事了，父亲给我说起过，说是该司令乘汽艇驶入竹港，太平军用土枪将其击毙，后来，我在奉贤二中上学时，从初中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类似的记载，证实父亲的话不假，在那里立块纪念碑恐怕也不算多余。

        奉贤和南桥现代工业几乎为零，1958年我在南汇工作时，南汇大团镇委一位姓顾的书记告诉我，解放初期，奉贤全县工业产值还抵不上大团镇。汽车站河南路东有几排锯齿形厂房，这在南桥是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厂房，是青村程姓人家开的轧花厂，在我记忆中，似乎没有开过工，南街河东有个小轧花厂，秋冬季倒是开工的，其它的工业就是碾米厂了（兼榨油），基本上都在南街的后街河沿边，可能是为了便于运输和用水方便，榨油分两季，初夏榨菜籽油，秋末冬初榨豆油、花生油，工艺大同小异，以榨菜油为例，先将油菜籽炒熟，在轧机上压扁，再蒸，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竹箍中间铺有辐射形蓑衣草的上面，将外圈蓑衣草褶过来，包上油菜籽，然后排列到榨油槽一端，另外一端放入大大小小的方形木柱，排满后加入大的木楔压紧，再***小的木楔，用木榔头夯，如此反复，油就榨出来了，通过一个小竹管流到埋在地下的缸里。榨油工人，称为油车师傅，十分辛苦，劳动强度很强，往往累得满头大汗，所以在榨菜油季节是赤条身子的，只在前面束一块一尺来见方的布片，这就是所谓的遮羞布吧！所以女人们从来不到碾米厂去的。油车师傅每榨一车油，就要吃一大碗米饭，菜很简单，咸菜、萝卜干而已，碾米机械化程度较高些，分两道工序，一是初轧，去掉砻糠；二是细轧，去掉细糠，工人主要是搬运及加料，但满身砻糠灰，也够累够脏的。

        南桥有些行业从业者有明显的地域性，如酱园里全是浙江海盐人，茶叶店全是安徽徽州人（这也符合无镇不徽的规律吧！）摇脚划船、卖纸锭灰的全是浙江绍兴人，撑航船的都是苏北人，开面坊的是江苏丹阳人，理发的大部分为扬州人。

        南桥最大的商店当数东街的鼎丰酱园，该店格局为前店后坊，占地约30亩，店堂高悬一匾，上书：“进京***腐”。在封建社会，各府、县每年都要向皇宫进贡土特产，鼎丰的玫瑰***腐就充当贡品，传说慈禧太后曾品尝过。鼎丰现在是中华老字号企业，鼎丰玫瑰***腐在上世纪80年代曾荣获全国质量银奖，但可惜鼎丰厂并不注意向全国推广它的银奖产品，现在全国***腐市场基本上是由北京王致和以及桂林的***腐占领。作为南桥人，我对鼎丰玫瑰***腐可能有一种偏爱，所以味觉上也许有失客观，为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多次带鼎丰玫瑰***腐给同事中的河南、河北人品尝，他们一致认为，比王致和、桂林***腐强多了。出于对故乡的深情，近廿年前我给鼎丰厂领导写过一封信，建议将玫瑰***腐推向全国大陆，推向港台，推向东南亚华人华侨聚居地区，但结果泥牛入海无消息。看来，当时鼎丰厂的领导并不在乎什么抓住机遇，什么扬长避短，最后坐失良机。解放前，鼎丰工场里有几百口大缸，晒酱用的，每个缸都备有一个竹片和竹箬扎的尖顶盖，防雨用的。童年时常跑到鼎丰工场去玩，捉迷藏、抓蟋蟀，从来无人撵我们。

        南街有一典当行，高墙、石库门，可惜从未进去过。其它较大的商店有几家绸布店、南货店等，绸布店中南街瑞大，东街华泰等都有三个门面。秋季，布店往往要大减价，扯两面大减价的旗帜，上写什么加二放头、加三放头等等，加二放头是买一尺布加二寸，加三就是加三寸，年轻的伙计们放开嗓子高声吆喝“价钱便宜啦，加三放头啦！”引得过往农民回眸观望，但老伙计们是从不吆喝的。南货店主要销售南北杂货，如核桃、花生、桂圆干、荔枝干、蜜饯、炒货、香烛，还有干点心一类，如状元糕、麻饼、云片糕之类，南街三个门面的包祥丰是较大的南货店。中秋那天，一些规模较大的南货店都点香斗，香斗由神香做成，圆形，分若干层，上小下大，底层直径60厘米左右，从中午开始点燃，直到深夜才燃完，袅袅青烟，香味扑鼻，观者如潮，但从1948年开始就消声匿迹了，恐怕和经济萧条有关。粮行、鸡行都在市梢，他们都既收购又销售，鸡行经营家禽，只卖活货不管宰杀，铁匠铺也都在市梢。在奉贤，你步行去某个集镇，只要听见叮叮档档的打铁声，就知道已经到了。夏天，理发铺学徒十分辛苦，那时南桥没电，理发铺用几块纸板悬在店堂中央，用绳子经滑轮拉动以扇风，其动力就是学徒双手了，炎热的天气不停地拉动数小时不得歇。

        奉（贤）、南（汇）、川（沙）属浦东地区，但严格来讲南桥一带实为浦南，黄浦江在上海县闸港拐了个九十度弯，闸港以西的浦江是东西走向的，南桥实实在在在浦江之南，浦南地区的男人们喜欢喝茶，所以南桥茶馆业颇兴旺，东南西北街均有茶馆，共十多家，在南桥也算支柱产业之一。茶馆不仅是喝茶休闲之地，同时又是信息发布和交流中心，不少茶馆茶客职业相同，如搞航运的，在喝茶时就交流航运信息，粮商们在茶馆里交流粮食行情。我的父亲老去余庆桥南面长乐茶馆喝茶，那个茶馆一个东西向大店堂分为两个部分，西面青砖铺地，算是大众厅，茶客大都为渔民和搞水运的水手一类，他们天不明就来，到九点左右全部离去。东厅铺地板，桌凳稍好一点，喝茶者大都是南桥镇头面人物，他们往往八、九点钟来，不喝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是不走的。茶客一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洗脸，跑堂端上一盆热水，递上一条雪白毛巾，呼喇喇洗了一通后，往往将茶盅放在洗脸水中洗一下，实在不卫生。茶馆茶具是一个陶磁茶壶，一个大酒盅，估计可盛一两来茶水，茶客自己将茶壶里茶水倒在茶盅里再喝，隔一会儿跑堂就会往茶壶里添开水，东街话雨楼规模较大，二层楼，生意兴隆。一些老农民到临街茶馆喝茶，往往捎带一些农副产品卖卖，如一篮莴笋，两、三斤鲫鱼，放在台阶上，绝不叫卖，采用姜太公钓鱼法，愿者上钩。除了大年初一，平时茶馆里的茶叶质量都不高，但较耐泡，有些低档茶馆用茶梗代替茶叶。大年初一要喝元宝茶，也就是在茶水中放两颗青果，跑堂给顾客端上茶壶时，都要说上两句“恭喜发财”之类的吉利话，茶客都要给跑堂一些小费。

        多数茶馆下午都有说书演出，有些还有夜场。说书分两种，稍高档一点的茶馆是苏州评弹，低档一些是浦东说书（也称说音歌），演评弹时，顾客边喝茶边听，中间跑堂会递上热毛巾给顾客擦脸，擦好脸，将小费夹在毛巾里给跑堂。中间休息时跑堂来收听书款，不论多少，但都要给，似乎没人不给的，价值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两、三元钱。演评弹一般两人一档，也有三人一档或唱独脚戏（一人一档）的，一般都是男女搭档，男的一般留西装分头，梳理时抹油是省不了的，光溜溜的，苍蝇叮在上面也难免滑下来，身穿毛料长袍，西装裤，穿皮鞋或高级布鞋。女的烫发，淡妆，毛料花旗袍，长统***，***或绣花鞋。一般都用乐器，男的三弦，女的琵琶，没有乐器的称为说“大书”，只有警堂木。评弹的书目以才子佳人为主，如玉蜻蜓、珍珠塔、白蛇传、三笑等，也有近代书目，如啼笑姻缘。评弹节奏极慢，有时说小姐下楼梯，说了半天才下一半。浦东说书者均为男性，一人单独演出，演唱者不讲究行头，他左手拿个破的铜钹，右手拿一支竹筷，唱了一段，就通通通通敲一阵铜钹，警堂木和破褶扇这两个道具也是必不可少的，说的书目都以武侠类居多，如七侠五义、小五义等，唱了一段，且听下回分解时，演唱者走到茶客前，轻晃破铜钹，示意给钱，一般都给一点，大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块把钱，也有个别茶客在收钱时溜出去假装方便，演唱者有时要哼几句难听的骂人话，至于小孩站在路中间旁听，总是免费的。

        全镇饭馆就五、六家，规模均不大，饭店大门前往往挂一根一米来长小拇指粗细的铁棍，交叉装着五、六根向上弯曲的尖钩，上面挂着一条草鱼，半只光鸡，一块猪肝，半个猪头等，不会挂得满满当当，也不会空着不挂，人们远远一看就知道是饭馆。饭馆陈设都较简陋，八仙桌、长板凳而已，一般没有雅间。跑堂总是佩一饭单，饭单中间有一口袋，筷子就装在口袋中，露出3—4厘米，肩膀上搭一条白毛巾，顾客进门，笑脸相迎，引到桌边，不管桌子干净与否，总要用白毛巾再抹一遍，根据来客人数，摸出筷子摆到桌上，跑堂在店堂放开嗓子向厨房报菜名，总是拉着长腔吆喝，“本帮鳝糊，重油咧••••••”、“三鲜汤一碗咧••••••”。跑堂是没有工资的，全靠小费收入，小费按不低于餐费的10%收取，有些顾客会多给些，如消费150元，小费应为15元，顾客给了一张20元面额钞票说：“别找了！”此时跑堂会鞠躬致谢。餐饮费可以赊帐，小费是必须现付的，小费交给跑堂，跑堂当场交帐房，月底返还跑堂，苛刻的店主还会克扣一部分小费。1947年春，我麻疹并发肺炎，痊愈后面黄肌瘦，为了寻找精神安慰，父亲用一个小瓶装上点烧酒，隔三五天带我到余庆桥南堍鸿兴馆喝酒，总是叫一份炒鳝糊作下酒菜，我一人独酌，父亲坐在旁边看，我的酒量从25毫升慢慢增加到50毫升，而父亲也就30毫升酒量，喝后还脸红耳赤，可能受基因影响，酒后我也脸红耳赤，面色好看多了，于是父亲会感到安慰。鸿兴馆炒鳝糊制作得颇为讲究，盘里鳝丝摆成“天池”状，中间凹进，里面是沸腾的熟猪油，鳝丝上面放4样小菜，如鸡丝、火腿丁、肉末、笋芽等。我去喝酒，每次总是记帐，小费即付，跑堂于是就吆喝“庄先生清炒鳝糊一盘，记帐，小费XX元已付••••••”。

        南桥就一家西药铺，叫庄氏父子大药房，在南街，就一个门面，并不大，父亲说，有些行业前面都加个大，如大药房，大律师等等。中药铺有5—6家，南街的崇芝堂中药铺现在还在，也是中华老字号商铺，东街有个介福堂中药铺，父亲和老板很熟，常去聊天。一个农历年根的晚上，父亲来到介福堂，我也跟着去，只见伙计、学徒提着灯笼进进出出，十分繁忙，原来是忙着要帐，那时抓中药往往赊帐，一般秋收后就还帐，不还的到年根去讨帐，大部都能要回来，赊帐时不必打欠条，也不必签字画押，帐房只要记一笔XXX赊中药三付，几升米钿（通货膨胀，故以大米作为一般等价物）就行了，从来不会多写一分钱，客户也从不赖帐。

        商店的伙计都实行合同制，合同期一般一年，大年三十夜老板请伙计吃年夜饭，结算工资，若老板通知某伙计正月初五夜里来喝财神酒，就表示续聘，如未通知即被解聘了，如到喝财神酒时，某伙计无故不来，那就是拒聘了，不管辞退还是拒聘都不用打招呼，聘用合同是“无纸合同”，没有文书，条款尽在不言中。一般伙计，管吃管住（当地人不管住），一个月薪金一石米钿（一石为150斤），约合现在人民币230元左右。学徒工倒是有书面合同的，而且“生老病死，听天由命”这么一句话是万万省略不得的。那时小商店的学徒很苦，学不到什么技能，成天要给老板、伙计倒夜壶，打扫卫生，替老板娘抱小孩、洗尿布等等，大商店学徒一般不做这些杂活的。大商店的伙食还是可以的，三五个菜，有荤有素，抗战末期，父亲在东街天升米行当帐房，有一天我去玩，正好碰上开饭，六七个人吃饭，五、六个菜。除了夫妻店以外，商店营业员清一色是男子，没有女性的。

        南桥的面点业蛮发达的，大街上有好几个面摊头，专卖阳春面（也叫大素面），中午生意兴旺，农民上镇吃一碗阳春面既充饥又省钱。几个安徽人挑担卖汤圆和馄饨，别有风味，担子一端是锅灶，烧木柴的，一端是一个小柜，上半部分是几个小抽斗，下半部分是空格，放一个铁皮水桶，放碗筷和汤匙的，用过的碗放里面转一下，捞取起来用抹布一擦就可使用。小时候，我常到这几个安徽人家去玩，眼见他们做准备工作，汤圆是水磨糯米粉，用小石磨磨成，馅是鲜肉和豆沙，制作豆沙很讲究，将赤豆煮烂，放在纱布口袋中，将豆沙搓入水中，豆皮弃之不用，将豆沙水放文火上熬，再加上桂花、白糖、红糖、熟猪油熬成。馄饨都是纯肉馅，手工擀馄饨皮是个技术活，最后擀得薄如纸张，呈半透明状，然后切成皮子，担上柜子的抽斗里就放糯米粉，馄饨皮、馅以及佐料，包馄饨时，用一个小木片刮一点点肉，抹在皮子上，才后用手一捏即成，煮熟后，半透明肉色皮子中含着一点粉红色的肉，馄饨的佐料较讲究，味精、鲜酱油、榨菜丁、香葱等，鲜美异常，小小的汤圆松糯可口，这些都是我童年十分向往的食品。

        南桥的一些小商小贩，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食谱，南街两个羊肉摊的白切羊肉令人难以忘怀，以整只带皮山羊放入老汤中煮得稀巴烂后，捞起去骨，皮朝上，肉朝下摊在木板上，随买随切，吃时蘸酱油或甜面酱，别有风味。

        东街一福建籍老夫妇开的杂食店，早上炸的油条，即使放半天也不疲，直立不弯，堪称一绝。南街西园弄口一老夫妻开的糖食店，自制的椒盐一口酥，入口即化，老头常提一个罩篮，下午二、三点钟到一些茶馆兜售食品，他从来不说话，默默地提罩篮在茶客前慢慢走动。一个老妇人提着放在带盖木提桶中的肉粽，沿街叫卖“粽子，肉粽子”，小时候，我听到这叫卖声就坐不住了，总要缠着母亲买，清明前后她还卖青团，糯米粉和上一种叫“麻花浪”的野草的青汁，包上豆沙，做成粗短厚实的饺子样，蒸制而成，母亲说吃了能防脑膜炎，所以不用我要求，会主动买给我吃，但一年也就一、两回而已。春节前后，余庆桥上几个绍兴人担子上卖的油煎豆腐干是小孩们喜爱的零食，制作简单极了，在中间凹陷的铝片上放点油，将豆腐干正反煎一下，用竹签一穿抹点甜面酱和辣椒酱，一边走一边吃，吃完了嘴角则紫一片、红一片的，紫的是面酱，红的是辣椒酱。冬天，几个年轻的苏北女子，背上一大箩筐熟幺菱，上面盖上黑油油的小棉被，走街串巷，用清脆的声音吆喝着“幺菱，熟幺菱••••••”，这是经济实惠的食品，既香又可充饥，到了早春，她们就在余庆桥下面卖削光嫩田力（荸荠）和生山芋片，削好的荸荠和切好的山芋片放在冷水中泡一会儿捞起来，白生生的，挺好看，荸荠用竹签穿成一串，小学生经过时往往耐不住要去光顾，虽然老师常叮嘱我们：“别吃，太不卫生了！”但听话者廖廖无几。余庆桥南堍一家卖牛肉细粉汤的小铺生意兴隆，说是细粉，实际是粗粉条，顾客一来，老板将已加工好的冷粉条放在一个茶杯样的铁蒌子里，往开水里浸上两分钟，捞起来，加上汤，切上薄片牛肉放上面就成了（工艺与武汉热干面差不多），还卖熟牛肉，鲜红色的，父亲说加工时放了硝（亚硝酸盐）。余庆桥西北面有两家烧饼（大饼）店，还炸油条，卖肉包子和豆沙包。烤大饼的烤炉是将一只尖底缸的底去掉，扣在炉火上，缸的外面涂上厚厚石灰以保温隔热，打好的烧饼贴在缸里壁，一会儿就香气扑鼻，咸的是葱油饼，做成菱形，甜的放点红糖浆，圆形，买一根油条，夹在一个大饼中，足以当一餐饭，当然这是低档饮食，南桥人说：“大少爷落难，大饼油条当夜饭。”上点档次的是“火炉烧饼”，一种袜底形，沾满芝麻的葱油酥烧饼。

        家庭自制食品中的臭苋菜梗别有风味，夏天将一种野生的大拇指粗细、光皮、分叉处有尖刺的苋菜梗采回来，切成寸段，洗净，再泡到臭菜卤中一周，烧时加点百叶结之类，味美无比，越吃越香，现在这种野苋菜可能很难采集到了。

        奉贤有三所中学，均是初中，没有高中部，一所公立中学在三官堂（解放后称光明），两所私立中学都在南桥，南街陈家花园里的建华中学和天主堂里的教会中学耀蝉中学。南桥有两所小学，南街的南桥小学是公立的，天主堂里的教会小学叫耀蝉小学。可能由于校舍问题，南小的低年级部（一、二年级）经常在外边流浪，1944年春，放在耀蝉小学里面，1944年秋至1945年夏在庄家祠堂，1945年秋又放在耀蝉小学，1946年春放到北街养正小学旧址，即二岩寺下面。

        那时小学1—4年级分春季始业和秋季始业两类，春季始业学生到第八册时经测试成绩好的跳一级，到五年级下跟班上，成绩差的再上四年级下（第八册），秋季始业学生则按部就班上，五、六年级就没有春季始业班了。1944年春，我上小学一年级，教室是耀蝉小学的一间大饭厅，八仙饭桌当课桌，十多个桌子满当当坐着80多名小学生，上课了，进来一位高挑的烫发的十分年轻的女教师，戴金丝眼镜，后来知道她叫赵德美，见老师进来，我的同座陈公爵拍了一下手掌，我也跟着拍了一下，赵老师过来，说：“你们手痒是吗？”叫我们站起来，一人抽了三记手心，这是我第一次挨戒尺。那时学校门口有高年级学生值勤，还要搜身。一天，姐给我一包咸梅子，搜身时被搜走了，搜的食品如何处理？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又挨戒尺，又被搜身，幼小心灵深受创痛，也没有人给我作心理咨询和治疗，摆脱的唯一办法就是赖学（逃学），赖了一天，第二天去学校，一些男生就会一边蹦一边唱起了不知道谁创作的儿歌“赖学精，头里白虱精，书包扔到屋头顶。”于是我索性不去上学了，母亲说，反正还小，不去就不去吧！1944年秋，再去上第一册，教室在庄家祠堂，级任老师又是赵德美这个女人，于是故伎重演，又赖学，原以为母亲还会说：“不上就不上。”谁知她不但不说，还硬拉我去上学，我躺在地上，一只手拉着门框，母亲气喘吁吁拉不动我，正好父亲回来，见我赖学，大怒，一手提起我，在屁股上狠揍了两下，我赶紧背起书包哭着往庄家祠堂跑，母亲不放心，就跟在我后边送我到教室门口。赵德美老师见了我很温和地说：“是不是又赖学了？”她把我安排在老师办公室，让我写字，隔了好一会儿，大概是上好了一节课，她回到办公室，站在我后面，弯下腰来，将脸颊贴在我的脸颊上，那芳香的、温暖的、柔和的、母性的脸庞贴在我的脸上，使我感到亲切，感到安全，感到一种依托，半年前的三记手心的“恨”也随之冰消瓦解，学校不再恐怖，上学不再是苦差使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赖过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记得第一学期结束时，我高高兴兴拿着成绩单回家，路过弄堂口一个测字摊，测字先生说，小朋友，看看你的成绩单，我把成绩单给他，测字先生摇头晃脑地朗读起来：“品学兼优，成绩为全班之冠！”赵老师给我们当了一年半级任老师，第四册时才由汪素心老师接替，汪老师家和我家隔一条河，他的丈夫——后来我初中三年级时的班主任，在抗战初期到大后方工作，临行时嘱她不要为东洋人工作，于是这位乡村师范毕业生，抗战期间一直在家里摆一只八仙桌，教四、五名学生，梅兰芳大师留须明志，为大家所称道，汪先生的举动和梅大师一样，也是爱国之举，汪先生应该是南桥人的骄傲和光荣。

        在小学一年级，下午放学时，老师组织学生相向列队，然后齐唱《放学歌》：“夕阳西下，功课完毕，先生朋友，大家齐分手，明朝会，好朋友，明朝会好朋友，愿明朝齐来到，无先后。”唱毕，同学们相互鞠躬致意，然后再回家。我忽有个奇想，要是明天同学们真的“齐来到无先后”不要把校门挤破！一年级时，老师还教我们唱《木兰从军》和《天上人间》等歌。大家很喜欢唱《木兰从军》：“太阳一出满天下，村里的儿童小娃娃，来吧，来吧，快来吧，一同打猎又看花••••••”。《天上人间》展示的是一片江南农村风光，歌词是：“树上小鸟啼，江畔航影移，片片云霞停留在天空里，阵阵曛风，轻轻吹过，稻如波浪柳如依••••••”。

        南桥小学里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器材，但学生们玩得也蛮开心的，女生主要玩跳绳、踢毽子、造房子、老鹰捉小鸡等，男生们则玩打菱角（陀螺）、翻香烟招牌、打（玻璃）弹子等，后两项往往带有点赌博色彩。最开心的是玩三郎骑白马：一位同学站中间，两手伸直后移，两名同学分站其身后左右，左边同学右手搭其左肩，两人左手五指相互交叉紧握，组成“马蹬”，右边同学左手搭其右肩，两人右手五指相互交叉握紧，组成另一个“马蹬”，另一名同学，双脚踏在“马蹬”上，就成了骑士，威风凛凛，扬鞭策马，下面的同学跑动起来，就是“战马”驰骋，几匹“战马”相遇，“骑士”们舞动双手作刀枪，你争我斗，“马匹”倒地，小学生们倒成一团，浑身是土，笑着跳着，重新组成一匹匹“战马”，***开战。

        南桥小学，解放前称南桥中心国民小学，无论其规模，其硬件、软件，其教学质量，在奉贤县的冠军地位是牢不可破的。抗战胜利后的那位校长，事业心较强，工作上颇有创见，那时南小的课余活动十分活跃，每年1—2次的演讲赛、作文比赛、大楷、小楷比赛，高年级学生的劳作比赛，吸引了大批学生参加，还经常举办作业展览，凡比赛或展览，都邀学生家长、社会名流及教育科长等来指导，指导者往往要破点财，学校奖励的来源也就解决了。记得1948年春，我上第八册（四年级下）时，级任老师曹祖确（确字系谐音）命我参加演讲，她拿郭沫若的剧本《棠棣之花》让我看，看了几遍，一知半解，不得要领，她就请戴仁鹤老师来帮助辅导，戴先生戴一副近视镜，总是笑***地，由于我的愚钝，比赛结果只得了个第五名。解放后得知戴先生是***地下党员，他历任区委书记、县团委书记、农业局长等职，那时他叫戴纪群，1961年时以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等罪名被处死刑，那年我从南汇回家省亲，只见街上到处贴着华东高级人民法院对戴纪群和宫茂敏（宫原系泰日公社党委书记）判死刑的判决书，县广播站的广播中反复播放着戴纪群如何搞阶级报复的供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戴纪群老师获***昭雪。

        南桥小学在抗战胜利后恢复了童子军训练，童子军是使儿童受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是英国军官贝登堡于1908年创设的，流行于许多国家。当时南小五、六年级学生可以参加童子军，要自费做一套童子军军服，我在上五年级时也参加了。男童子军服都是黄卡叽料，上衣式样和衬衫差不多，但胸部有两个口袋，有翻盖，可扣上。口袋由面积相同的三块长条布组成，裤子为西装短裤，女童子军上衣与男性同，***为黑色中裙。男女童子军均穿黑色长统袜，黑力士鞋，还有黄卡叽船形帽一顶，棕式牛皮带一根，园形皮带扣上铸有智、仁、勇三字，各人备有救护绳一根，结成短棍状后挂在腰带上，在这之前每人备不开刃匕首一把，有皮套，也备在腰间，当我参加时，已停发。每个童子军还有一个蓝白各半的三角巾，戴时用一个顶针似的金属环加以固定。童子军编制大概分三级，团队—一中队—一小队，一所学校童子军就是一个团队，当时南小校长即团长，一个班级（约30—40人）为一个中队，每个中队下有3—4个小队，每个小队10人左右，南小五、六年级各甲、乙两个班级，因此有四个中队。队长有标志，中队长两红杠，长约10厘米，宽约1.5厘米，佩在左口袋之左右，正好与口袋左右1/3的部分重合，副中队长一红杠，佩左口袋正中，小队长为白杠，大小及佩戴方式与中队长同。***练时，每名童子军往往发一根圆形军棍，长约1.6米，直径约4厘米。

        童子军训练包括基本知识和队列训练两大类，基本知识有童子军历史、侦察知识（如在树林里如何辨别方向）、行军标志、救护知识，还有打绳结方法，当时教了我们打十种结的方法，象平结、十字结、水手结、椅结等等。队列训练的内容有集合、解散、立正、稍息、原地变换方向、跪下等，还有齐步、正步、跑步，有行进中变换队形，向左、向右、向后转走，左右转弯走等等。南小专门聘请了一名退伍军官当教官，苏北人，脸黑黑的，成天拿个细皮编成的鞭子，谁捣蛋免不了抽几下，但也不太重，恐怕重在吓唬，他的口头禅是“调皮，调皮。”

        1948年秋季，每天课后都要军训1—2个小时，除了队列训练外，还让每个小队将十来根军棍用救护绳绑一座拱形便桥，还将五根军棍绑成一根旗杆，再用三根救护绳从三个不同方向固定在地上，通过滑轮将一面中队旗升上去，一边升旗，同学们一边唱：“嗨啦•••••嗨啦•••••南桥小学啦•••••”。许多同学唱成“南桥小学刮刮叫。”老师们告诫学生不要这样唱。童子军的队旗式样繁多，有古代名人，如孔子、张骞、班超、岳飞等，有动物头像，如狮、虎、熊等等。从全体同学中抽出十来名男生，组成一个小队，进行强化队列训练，练得够整齐的，但教务主任顾肇良老师还不满意，他说跪下时，脚跟方向还不够齐，练了多次还不满意，顾先生关照小队长，会***时，做跪下动作一定要面向主席台，免得检阅者看到方向不齐的脚跟。“小孩子不争气！”顾先生叹息着说。顾先生对军训十分严格，他说男生立正不用劲，为了证实他的话，他站一位男生身后，两手按学生肩膀，用膝盖轻轻顶了一下学生膝关节，那学生一下跪倒，如此反复多次，那男生真的做到了站如松，再顶他，纹丝不动。

        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每年要在南桥体育场举行纪念活动，一般是童子军会***，所谓体育场就是一片足球场大的空地，有一个土筑的主席台，如此而已。1948年11月12日那天，各乡、镇中心小学的童子军队伍都来了，表演结果，南小果然不同凡响，不但队列训练规范整齐，架桥、升旗等项目是其它小学所没有的，最后在升旗时，学生们齐呼““嗨啦•••••嗨啦•••••南桥小学刮刮叫！”校长、教务主任干着急，也没法。第二天，当时的《奉贤***》报，专门报导了这一内容。

        在南小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是***一的纪念周活动，全校师生集中在礼堂，校长带领大家默诵总理遗嘱，其实学生们既不懂内容，又不会背，校长背一句，大家跟一句，谁都是嘟嘟囔囔、含糊其辞的。之后，校长领大家背十二条训条，我至今弄不清这是校训还是什么，只记得两条：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治家之本，背过后，校长结合某一训条讲一个故事。二是校长为践行“新生活运动”，命令男生一律剃光头，他自己也剃光头，但男老师倒没有剃光头的，男生留发要除名，毫无例外。每年秋季开学，校长总要忙上好几天，专抓光头问题，少数男生暑假留了长发，转学来的男生一般均长发，校长亲自到各班级检查，好在那时全校也就十几个班级，留长发者一律清除出教室，剃光后方得回来，三天过去极个别拒不剃光头者，校长请校门对面一小理发店老板在校门口放一凳子，发现男生中长发者按在凳子上立剃不赦，若抗拒不剃，立即退学，这样的整肃活动，大约要持续一周。

        解放前，南小的音乐课教育是很有水平的，老师教会学生不少优秀歌曲，如《黄水谣》、《游击队员之歌》、《伏尔加船夫曲》、郭沫若《棠棣之花》的插曲《去吧！兄弟啊！》、王若滨的《青春舞曲》等等。对高年级学生教五线谱，对我这样毫无音乐细胞的学生教五线谱，真是对牛弹琴，而不少女生，拿一支五线谱的新歌，哼上几遍，居然就能较正确地唱起来，这样的读谱水平，今天有些专业歌手也未必能达到，那位音乐老师听说是国立上海音专毕业的，南小教师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南小教师实行聘任制，每学期放假时，级任老师给学生发成绩单，校长、教务主任给教师发聘书，我见过聘书内容，主要是：上几年级几班什么课，周几节，任几年级X班级任老师，月薪大洋XX元。如未收到聘书，即被解聘，收到聘书而不接受，则为拒聘，校长、教务主任往往会来再议、挽留。

        南桥群众性体育活动几乎没有，但有足球队，参加者大多为教师、店员或小开（小老板），一个镇参加者也就二十来人而已，南桥足球队还不时去闵行、松江等地踢球，当然费用自理，没有人赞助的。百姓的文化生活除了听书外，还有一些小的沪剧、越剧剧团来演出，一般在东街周家祠堂演出。龙灯、唱山歌，还有出会都是南桥人很感兴趣的。

        南桥一带的龙灯很精致，立体感强，而且舞动时都是点着蜡的，所以不叫舞龙，叫舞龙灯。龙灯支架是竹子做的，每条龙大约分十节，每节可以点一支蜡，不管如何舞动，蜡总是直立，不会熄灭，龙体用绸制成，有黄、白、红等颜色，赤龙平时只能放在破庙里，任何人家都不让它进，怕火灾。每条龙都配有一颗龙珠，大如芭斗，也点一支蜡。元宵节前后是舞龙的日子，镇上在热闹处用茅竹扎点牌楼，上面绑上柏树枝，凡有牌楼的地方或者炮仗放得勤的地段，龙灯就舞得精彩一点。大凡南货店门口是看龙灯的好地方，一则南货店高升是现成的，龙灯过来总要放几个，二则舞龙者向店里讨点蜡烛，店主一般不会拒绝，为了感恩，当然会狂舞一番。

        元宵节除龙灯外，还有蚌壳灯，两片用竹片和红布扎成的蚌壳中，藏着一位妖艳的女蚌壳精，红袄绿裤，风***万分，自然是男性扮的，另外一人扮作老渔翁，戴破草帽，摇破葵扇，妖精将蚌壳一张一合，逗引渔夫，渔夫摇着扇子唱情歌，***妖精，最后妖精将渔夫脑袋夹住，剩***子在外边乱蹦乱跳，引得观者大笑。马灯也是常有的，用竹子和布制成马的前后两半身，点蜡，绑在演出者身上，两人一挡，一人扮肖何，一人扮韩信，边走边唱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南桥人唱京剧，京韵自然不足，但大家也很尽兴。高跷、莲湘、旱船等是没有的，有时偶尔出现，那是驻军的客串节目。

        附近农民唱山歌者不少，大多为男性中老年人，有时一支山歌可以唱上半天，山歌应该是奉贤文化遗产，不知可曾采取保护措施，上世纪奉贤有个山歌剧团，随着舞台剧的衰落，山歌剧团恐怕也很难生存下去。

        南桥人对出会挺感兴趣，把它看成一种娱乐，出会恐怕与鲁迅先生所说的绍兴的赛神会有点相仿。南桥出会有两种情况，一是久旱无雨，为了求雨而出会，有些地方将泥菩萨抬出来在太阳底下晒，神灵晒得受不了啦！于是就下雨了，南桥人心地善良，不忍心曝晒神仙菩萨，他们抬着泥菩萨转一圈就打道回府；二是某某菩萨生日，抬着某菩萨上街兜兜风，抬出来的菩萨都是“猛将”、“杨老爷”（一个黑脸、凶相的菩萨）等土生土长的神，如来、观音是从来不抬出来的。出会程式大同小异，先是七、八，十来面大锣开道，咣咣咣咣拚命敲，然后是高高竹竿上插的青龙旗，隔一会儿来一面，一共也十来面，接着是香炉、蜡烛及供品，后面就是泥菩萨了，几个年轻农民喜气洋洋抬着它，大概觉得既轻松、又新鲜好玩。托香可就不轻松了，当然围观者还是蛮轻松的，不轻松的只是托香人而已，托香人都是十八、九岁的男性农民，大多是年幼时得重病，父母去庙里求神拜佛，求菩萨保佑，许下诺言，如得逃过一劫，成年后定当回报，农民穷，无力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只能以托香回报。托香就是托香炉或者花盆，用铁丝将香炉（或花盆）和一个巴掌大的铜片连起来，铜片上连着十来根针，托香时将针扎入托香人的上臂内侧皮肤上，用皮肤力量将香炉托起，托香人必须伸直胳膊才能托起香炉，为了保持手臂伸直，用一根木棍，一端用手掌握住，另一端装上一个新月形的木托，卡在腰部，这样支撑着手臂，只要看看十多根针深度地扎入皮肤，沉重的香炉将皮肤拉下3～4厘米长，其痛苦程度就不言而喻！年轻的托香人额头沁汗，咬紧牙关，迈着艰难的步履，缓缓列队前进，托的香炉由小到大，最大的可达十八、九斤，看热闹的南桥人发出阵阵欢呼声“唷！那么大的香炉！”托香队里服务人员不时用嘴将凉水喷在托香人手臂上，可能为了止痛，托香队伍每行进1¬—2百米，就小心翼翼地放下香炉，歇一会儿。南桥镇上人，从来只当观众不当演员，没有去托香的。

        南桥的宗教场所，给我童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我喜欢听佛阁二岩寺的晨钟暮鼓，天主堂午时的钟声；我喜欢宗教场所神秘的幽静的气氛和泥塑木雕菩萨的神气；我好闻神香的馥郁气息；我爱听佛教低沉的乐曲和善男信女诵经的声调。南桥最大香火最旺的佛寺是北街圈棚顶上的二岩寺（大家称它为佛阁），佛阁离我家垂直距离也就40来米，有4～5个僧人。东街的留福庵，汽车站西面的西三官堂，都是庵堂。南街有南庙，我从未去过，还有一道观叫纯阳堂，屋宇破烂不堪，没有道士，只有一对父子住在里面，为父的三十多岁，背很驼，该人原来家境很不错，吸毒搞得个倾家荡产，老婆也跑了，他生肺结核，抽掉了七根肋骨，所以背驼，他们连床也没有，草堆里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解放后，居然戒了毒，健康也有所好转，1952年南桥在禁毒运动中，还以他为原型编了个活报剧哩！南街有个耶酥堂，西街的天主堂比较大，礼堂可容纳五、六百人。

        北街圈棚南边路西，登廿多级石阶，就可进入佛阁（二岩寺）的山门，山门内正面是笑口常开的弥勒佛，背后是面北的韦驮，韦驮是抗日战争时河里汆来的，二岩寺僧众将它捞起来，重塑金身，供将起来，父亲说没有庙董的庙宇要供韦驮，它是一个护法神。过山门后是一个院子，东西两侧是厢房，主要作僧舍用，西边有一间没有门，用笔画了个门，中间写着“此门若开，神仙到来”，是僧人“坐关”的地方。园子北面是大殿，供如来佛，东面有间小房兼通道，供着关、岳两位武圣，最东边又是一个大殿，供千手千眼观音。庙里有个后园，有些树木，有座小假山，养两只鹅，很凶的，见了人伸长脖子，吭吭吭地叫，很吓人，都是母鹅，常下蛋，镇上人问和尚，鹅蛋咋办？回答是：埋掉。在我童年的心目中，佛阁是公园，放学后常约了两、三位同学前去游览一番，又不收门票，何乐而不为，直到1954年去苏州参加中考，见苏州一些庙里的金刚，比佛阁的如来佛还大得多，才知道天外有天。

        佛阁的几任主持僧都有些本事，1945年秋天那个主持僧，是县长的同学，县里开大会，常邀他上主席台，剃的光头，烫的香洞，身穿哔叽中山装，一时传为笑谈，他在佛阁大殿外墙上写上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大字，下面注上注音符号，也算有些创意，从北面远远就可以看见，实际上是一幅广告。后来的一位主持，镇江人，高中毕业生，他将南桥小学占用的几间房收回，供上了千手观音，他拜镇上一位叫漕泾二小姐的富婆为干娘，他常常举行法事，什么祈求和平大会啦！什么祈求万众平安大会啦！每次***总要吸引五、六十位善男信女，说是善男信女，实际男性极少，都是信女，我倒当过一会儿善男，那是跟我姑妈去的，听讲经后，中午吃了一顿素斋饭，主食是米饭，副食是香菇、豆制品一类，免费供应，当然庙里是不会赔的，烧香拜佛听经都要破费一点的，首先是“香金自重”，磕头拜佛时要往香金箱中投钱，另外就是募捐。父亲历来不信佛，不信教，他常说：“黑心人，从吃素人里找！”

        南桥没有医院，没有市电，没有自来水，有两、三家西医诊所，八、九家中医诊所。南桥人生阑尾炎要开刀，得往上海去，西医诊所的设备就是血压计和听诊器而已，且有他哉！解放前，据说奉贤就一架显微镜，是奉贤中学老师用的。1947年麻疹流行，一大批儿童并发肺炎死亡，我也差点哈呼掉，幸亏打了两针盘尼西林，那时美国进口的盘尼西林，要放在冰箱冷藏，南桥没有电，哪来冰箱？父亲托人去上海买回来注射，一支要花半石（75斤）大米钿，约合人民币110多元，但不须做皮试。南桥也没有妇产院，妇女生产风险极大，母亲说：“女人生小孩，一只脚在棺材外面，一只脚在棺材里面。”要是难产，母婴都很难存活。

        抗战前，南桥有电，是浦东电气公司供的电，抗战初期，东洋兵将方浜间（配电所）炸了，从此就没电。那时南桥人点的都是油盏灯，将菜油、豆油倒入一小碟内，放入两、三根灯草（一种水生植物的芯，白色，外似粉丝，内如泡沫塑料）就可点，昏暗、多烟，风一吹就灭，移动时稍不小心就会打翻。南桥人用的都是河水，吃水一般是经过明矾沉淀，洗涤直接在河里，淘米、洗菜、洗衣服都在河里，洗尿布、倒马桶也如此，一边淘米，对面在哗哗哗哗刷马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南桥有县无城，自然没有城门，抗战期间，东洋兵为了防止游击队攻城，在四条街梢装了木门，北街在圈棚下，东街在横泾桥上，南街和西街就在街头装门，门上绕上铁蒺藜，晚间关门上锁，有情况时由东洋兵或伪军守卫，要查良民证，查防疫针注射证，或者搜身时，往往在木门边设检查站。其实这四门形同虚设，南桥市河四通八达，可没水门啊！许多弄堂也四通八达，比如我住的曹家弄，南面通东街，算是城内的！但北边一拐弯通北门外边，四通八达的水路、陆路，东洋兵堵得住吗？

        沪杭公路经过南桥，有几辆破汽车在该路上营运客运业务，抗战期间，汽车后面背个小炉子，用来烧木柴，产生嘎斯气来作燃料。南桥到齐贤泰日的公路，筑了几次都没筑成，东洋兵强迫农民筑，筑成一条土路，南桥北面横泾上修了座公路桥，桥面先铺满树条子，上面再铺苇席，再盖上土，走人是没问题的，反正没走过汽车。抗战胜利后，在横泾上修了座木头“洋桥”（公路桥），解放前夕，几个国民党兵拿着炸药要炸桥，附近有不少民房，桥一炸，民房不都完了，居民们好说歹说，送了不少钱，才改成火烧，倒上一桶汽油，将桥面点着，但桥桩和梁没烧掉。往庄行的公路也是土路，没通过车。抗战胜利后，一支机械化筑路队修了一段与沪杭公路并行的沙石公路，造了几座水泥“洋桥”，1949年5月上旬的一天，人们正在睡梦中，一声巨响，南桥镇西那座水泥桥顷刻化为碎片，南街东边商户的排门板全部震落，许多居民家玻璃都碎裂，我床头箱子上的一个饼干筒也掉到地上，原来国民党兵将公路桥炸了。

        水运是南桥重要运输通道，航船和绍兴乌蓬船为客货运主力，抗战胜利后，有人在乌蓬船上装台柴油机，就成了“汽油船”，每天来回南桥—青村—奉城和其它集镇之间，还有南桥—松江、南桥—上海等的航线。乌蓬船又称脚划船，实际脚划船是一种小型乌蓬船，船员可以用脚划浆，搞客货运的乌蓬船，载重数吨，用脚是划不动的。还有些小船载重三、四百斤，在两个集镇间搞小量货运，如齐贤与南桥间就有这样的运输船，为齐贤一些商店到鼎丰批几坛酱油、醋，黄梅时节，齐贤的姑妈常托其捎一篮青梅给我家，顺便捎一封信，信封角上总是写着“力讫”两字，意思是运费已经付过了。

神死恸瞑

南桥人对过传统节日兴趣很足，算起来一年中过节的日子加起来大约有二十来天。

        春节，前后少说也要热闹上六、七天，大年三十，全家团聚，吃年夜饭。一般家庭过年总要杀个大公鸡，少说也有六、七斤重，平时是没有机会，也吃不起鸡的，水笋干红烧猪肉是经典菜肴。小孩子们盼着年夜饭快点吃好，吃过年夜饭就算长一岁，要给压岁钱了。饭后有少部分家庭放鞭炮，大多为高升（两响的炮仗，第一响嘣，窜入高空，第二响叭，在空中爆炸），守岁的家庭是很少的。

        大年初一，早上首要任务就是祭祖，点香焚烛、供糕团一类蒸制的食品，用干磨糯米粉做成的团子，馅一般是豆沙和菜，做肉馅团子的不多，一则为省钱，二则南桥的老户大年初一行吃素。团子又分为金团、银团两种，金团是在糯米粉里掺上南瓜，所以蒸熟后金黄金黄的，银团是糯米粉里不加其它作料，金团银团象征着黄金、白银，有时将糯米粉做成大小不同的元宝叠起来，意喻恭喜发财元宝搭台。初一早上，要喝糖汤茶（或称米花茶），用猪油炸糯米花加糖水泡成，讲究点的放点青果、桂圆肉等，年头上，有人来均要泡米花茶，米花茶是不放茶叶的。年初一早饭就是糯米糕团，中晚米饭，都是素菜。南桥农民，大年初一，第一碗米饭要给耕牛吃，因为它辛苦了一年。我家吃的素菜中塔颗菜（一种油菜苗）是必备的，母亲说吃了塔颗菜，塔塔滑滑，凡事顺利。大年初一不让小孩吃汤泡饭，母亲说初一吃了汤泡饭，以后出远门要淋雨的。大年初一没有拜年习惯，特别不让小孩去人家家里，怕给人家增加麻烦，又要给吃的，又要给压岁钱。

        初二可以吃荤菜，可以到关系近的亲友家拜年，凡见亲友的小孩都要给点压岁钱。

        初五黄昏接财神，凡做生意的肯定要接财神，放高升，财神老爷可是怠慢不得的，有整鸡、活鲤鱼（有些放在磁盆里，有些索性养在水桶中），点大红蜡烛、焚香、烧元宝，之后，喝财神酒。

        元宵节吃元宵，一般以荠菜馅元宵为主，不是蒸熟的，是下到开水中煮熟的。那天要接灶王爷下凡，到街上买一张灶王爷画像，那是用刻板套色印在黄裱纸上的像，既不神气又不美观，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买回来蒙在一个木板上，供到灶头上面，点上元红蜡烛（一种最小的、最廉价的蜡烛），点上香，盛一小碗米饭，一小碟菜，与接财神相比，档次低多了。元宵对农民来讲是个盛大节日，傍晚都要点田燃，在自家耕种土地四角用稻草各点一把火把，青年农民举着火把边跑边喊：“点田燃，大家好，花三包，稻六石。”一包棉花70斤籽棉，一石稻子是150斤，当时棉花一般亩产就一包左右，稻子两石左右，所以花三包稻六石是一个十分宏伟的目标了。有个别农民放天灯，自己扎的一种类似热汽球的红灯笼，可飞上天，但往往掉到柴堆上或草房顶上，引起火灾，所以很少有人去放。过了元宵，春耕就开始了，元宵节最重要的活动当然是灯会了。

        二月初二，百花生日。种花人在花枝上贴上红纸条，以示庆贺。

        清明前一天为寒食节，南桥的大姑娘、小媳妇纷纷下乡踏青。清明当天家家户户都祭祀，然后上坟。上坟不一定在清明节这一天，只要在清明节与谷雨节之间都可以去上坟烧囤，囤是用稻草或麦草制成，如亭子状，里面放锡泊叠成的元宝的一种“库房”，上坟时除了烧囤和给祖坟培土外，如发现坟上有谷树，那是必须铲除的，传说谷树根长到亡者眼眶中，后辈是要瞎眼的。

        立夏不算什么节日，但家家户户都要吃青梅、蚕豆、苜蓿（草头）等，小孩子们唱着这样的歌“立夏不吃梅，死了无人来，立夏不吃草头，死了无人抬头！”

        端午节，门上必插大蒜头、艾蓬、菖蒲三样东西，买来一包苍术之类的中药放在脚炉里煨，家家户户香烟缭绕，香气扑鼻，婴幼儿都要穿五毒衣（印有蜘蛛、蝎子、蟾蜍、蛇和蜈蚣五种毒虫图案的连衫裤），穿虎头鞋，男孩在额头上用雄黄写上王字，男孩女孩脖子上挂着黄颜色的香牌和绕着花线的三角形小粽子。家家户户喝雄黄药酒，吃粽子，餐桌上大黄鱼是必不可少的，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中就写到端午节农民拎条黄鱼回家的情节。南桥的儿歌这样唱道：“正月正，家家户户点红灯，三月三，荠菜开花结***，五月五，买条黄鱼过端午。”端午节当然要吃粽子，南桥的粽子五花八门，除肉粽、豆沙粽，赤豆红枣粽外，还有豆瓣粽、咸菜粽、花生粽等，一为省钱，二为尝鲜，即使咸菜粽，偶尔尝尝也别有风味。南桥没有赛龙船习惯，可能是河道狭窄，无法比赛的原因吧！

        七月初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中国的情人节。大人们说，那天见不到喜鹊，喜鹊都飞到天河上搭桥去了。

        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和冬至，和清明一样都是鬼节，但光在家祭祀，不用上坟。

        农历七月三十，是地藏王菩萨生日。那天家家户户点上棒香，插在住房四周地上，但不点蜡烛。小孩们最开心的就是玩落苏（茄子）灯了，用点着的棒香插在落苏上，在落苏炳上结上绳子，在黑夜中，甩动绳子，空中会出现许多圆形闪亮的圆圈。

        中秋是盛大节日之一，家家都要焚香点蜡祭天，常用供品有藕、水红菱、石榴、鸡头及月饼，鸡头是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又称芡实，在南桥均为野生，1955年我在苏州葑塘乡见到在水地里种植，那时一斤干芡实收购价1.2元，相当于10斤大米的价格，鸡头系睡莲科，多年生草本，全株有刺，叶圆盾形，浮于水面，大者直径可超过一米，夏季开花，果实象鸡头，外面都是尖刺，形同刺猬，剥去外皮，得一鹅蛋大白色果实，上面有鸡嘴形花蕾，花呈紫色，果实内有二、三十颗大小如莲子的果实，剥去果皮，得果实即鸡头米，可供食用，也可入药。南桥的月饼都是苏式，馅有百果、椒盐、玫瑰、豆沙、金华火腿等。一些大的南货店往往还点燃香斗。

        农历九月九，重阳节，家家户户蒸米糕，吃糕就可代替登高。

        腊月初八，腊八节，吃腊八粥。

        腊月二十三，祭灶日，传说那天灶王爷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年情况，为使其“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家家户户焚香点烛送灶，香烛是最低档的，祭品大多是糖球、荸荠、慈菇之类，人们自感做了坏事，又怕灶王爷上天汇报，遭受天庭惩罚，不免心虚，所以想用糖球粘住灶王爷的嘴，若粘不住，吃了荸荠的灶王爷，说话“叽哩咕噜”，话音不清，玉皇大帝也听不懂，于是人们可以逃过一劫，祭祀结束，将灶王爷和纸元宝一起焚化了，就是纸船明烛照天烧吧！

        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打扫卫生，杀鸡割肉，蒸米糕，做团子，一派过年景象，农民也很少下田了。

        春天，南桥郊外的风光是美丽迷人的，那碧绿的溪水，那青翠的芦苇，那红的桃花，那绿的柳条，淡紫色的紫云英给大地铺上巨大无边的地毯，金***的油菜花犹如金色的海洋，麦苗的清香，蚕豆花的芬芳，紫燕在柳丛间穿梭，粉蝶在花丛间飞舞，蛙鸣、鸡啼、犬吠、牛羊叫，这一切组成了江南的风景画，田园的交响乐。南桥的女人、小孩们，能不出城去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吗？他们下乡，一是踏青，二是采摘野生蔬菜，三是郊游，用现在时髦的话是：农家游。冬春季节，是挑野菜的好时光，荠菜、马兰头、苜蓿（草头）、水河芹、枸杞头，有时到农田里抓几把红花草（紫云英），这些都是今天非常时尚的绿色食品、无公害蔬菜。

        寒食节，踏青，折杨柳。

        清明以后，采桑叶养蚕，端午节前采苇叶，摘桑椹。

        初夏，女人们下乡摘槿树叶洗头，槿树叶在水中一揉，泡沫极多，洗过后，头发又黑又亮又滑。

        初夏、秋末，有部分女人、小孩下乡拾麦穗、稻穗，一个收割季节下来，二、三十斤粮食的收获是不成问题的。南桥的农民忠厚、大度，他们虽然生活艰难，但从不斤斤计较，苇叶、桑叶、槿树、紫云英等等，其实都是有主的，城里人来摘一点，农民从不干预。城里人口渴了，上门讨点水喝，农民从不吝啬，用个铜勺打一勺汤罐水，汤罐里没有水，就从水缸里打一点生水，反正农民也都是这样喝的。汤罐是埋在两个铁锅侧面利用余热的一个腰鼓形的铁锅，里面水温最多不会超过60度，不管汤罐水还是生水，一股河泥臭，农民连明矾也舍不得用啊！农民的大方是实实在在的，有一次我和姐姐到农村，看到一户农家前两只小山羊，可爱极了，主人知道我喜爱山羊，就说抱一只回去吧！我不要，主人真的抱了一只小山羊过来要送给我，真的不是虚情假意。浦东农民的穷大方是有名的，家里不宽余，但待客十分慷慨，做的汤圆有鸡蛋大，盛起来冒顶的一大碗，吃饭时，咸鸡、腊肉切成大块大块，装在大碗里好象金字塔一样冒尖。

        南桥人包容、宽厚，南桥人勤俭、内向，从不张扬，在我的记忆中，南桥镇出现过三次无政府状态，一次是1945年8月底的一天，驻南桥的敌伪军警全部撤离南桥，中国军队尚未进城；***，是1946年元宵节后，一些地方势力乘舞龙灯之际，将县政府砸了，县长也跑了，南桥好多天处于无政府状态；第三次是1949年5月初的一天，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凌晨全部逃离，解放军到下午4点多钟才解放南桥，整整一天的时间，南桥是一座不设防的城镇，但这三次均没有发生什么抢劫、刑事案件，事件考验了南桥人，南桥人经受了考验。南桥人当然也有缺点，有些南桥人好说别人坏话，说东头人（如奉城、四团、南汇人）野蛮，松江人抠，说松江人家里来了客人，买四个肉汤圆，将皮子吃了，留下四个肉馅，加点细粉，也算一碗细粉肉圆汤，如此奚落松江人，恐怕是对松江在清朝出两个状元发泄不服气的一种情绪吧！

神死恸瞑

记忆中的南桥——1949

        立夏季节的江南，阴雨绵绵，西边时时传来隆隆响声，象是解放军的炮声，又象是春雷的声音。麦子已经抽穗，油菜已经结荚，青蚕豆已经上了百姓的餐桌。

        南桥镇西面沪杭公路上，络绎不断的国民党士兵，赶着骡马，驾着马车，由南向北行走，沉默的，无精打采的，垂头丧气的，不少士兵没有枪支，这样的行军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谁都会感受到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的气氛。南桥的驻军，在沪杭公路西面河滩上挖了二、三百米濠沟，西街轧花厂里多了几门山炮，一到晚上，南桥镇戒严，居民不得自由通行。五月初的一天，汽车站西的一座水泥公路桥被国民党军用炸药炸了，南桥人从梦中惊醒，不少门窗玻璃被震碎，许多牌门板被震落，东街北面一座公路木桥本来也要炸，附近有许多居民房屋，桥一炸，房不都完了，居民们凑了不少钱，送给负责炸桥的军官，才算改为烧桥，由居民们出钱买了一桶汽油，浇在桥上点火，结果把桥面烧了。

        五月的一个早上，南桥人发现，南桥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镇，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全都溜之乎也。街上东一堆人，西一堆人，半是兴奋半是惶恐地谈论着，东街一个伞店老板说，一清早两个国民党兵来敲门，拿走了两顶纸伞，当然不会给钱。最倒霉的是一个肉铺伙计，一清早到店铺准备营业，突然上来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将他推进店铺，关上牌门（店铺的一种推拉式木门，用一块一块牌门板推进槽式门框），对着牌门扫了一梭子子弹，吓得伙计在地上打滚，幸亏没有伤着身体。

        下午三、四点钟，父亲说上街去看看，我跟着出去，见东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店铺都关着门，南桥人称为“打烊”。我们往十字街头走，我在前面，父亲在后面，我一直往前走，只见从余庆桥上冲下一队士兵，帽上盘着柳树条，弓着身子，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快速向北街冲去。我终于听到父亲在叫我，他埋怨我：“叫了几声都听不见。”接着拉着我回到曹家弄，只见弄堂里尽是军人，胸口的符号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字。

        许多老百姓围上来，打量这支解放人民的军队，战士们的军装大概是用土制的布染上从树皮里榨出来的一种颜料，颜色既不好看又不均匀，穿的黑布鞋，装有搭攀，使南桥人感到奇怪，在南桥只有女人才穿搭攀鞋，战士们的鞋上沾满着烂泥，每个战士都背着被子、步枪、子弹带、四个手榴弹，装有粮食的布袋，还有一个装在布口袋里的搪瓷碗，碗口外面的布袋上缝着一个红五角星，弹药手们还扛着木制子弹箱。战士们一见群众，总是用盐淮一带的苏北话说：“我们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取人民一针一线。”几乎每个战士都这样讲。

        一会儿，战士们将几个子弹箱放在弄堂中间，一位解放军（后来听说这是文化教员）站到木箱上，指挥大家唱歌，先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又唱《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和《你是灯塔》。战士们不断地询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地方，离上海还有多远。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的，解放上海，但谁也搞不清离上海还有多远，即使一些连排级干部也搞不清楚，看来基层干部没有作战地图。来了一位年轻的军官，很清秀，腰里佩着一支小手枪，包枪的红绸露在枪套外面，从我后来的经验中，知道他最少是一名团级干部，因为当时营、连、排干部都背木壳的驳壳枪，一大群战士围着这位军官，在询问什么。一个戴红袖章的解放军吹了一阵哨子，吆喝着“三班、四班集合”，一会儿集合了20多位战士，原来让他们将粮袋中粮食倒到行军锅里，好奇的群众争相观看行军锅里的米，“籼米！”大家感到稀奇，南桥人几乎没人吃这种又硬口味又不好的米。炊事员用砖头垒起灶头，点火做饭。

        一些战士进进出出，到群众家中借东西啦！要水喝啦！首先总是说：“我们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的话，然后再借东西，有时群众送给战士一支烟，他总是谢绝：“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取群众一针一线。”群众笑着说：“不是你取的，是我自愿送给你抽的！”战士回答道：“不能抽，指导员知道了要批评的。”“在我屋里抽，指导员不会知道！”战士还是不抽。商店都关门，部队后勤供给一时跟不上，战士们吃饭没有菜，一名战士到我家问：“老板，有没有菜？”我家正好有一罐头炒青蚕豆，就给了他，来还罐头时，给了我们二千元华中券（解放区华中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买1.5斤大米）。弄堂口开药店的陈先生家，拿出一缸腌芥菜，解放军付了五千华中券，你要不收，战士是绝对不依的。

        南桥到上海，要经西渡过黄浦江，国民党军进行了封江，据说有许多战士用三段茅竹，扎成一个三角架，泅渡过江的。我家邻居孙大毛家，有两条乌蓬船，每条乘六、七十人不成问题，他怕被国民党军队抢去，将船沉在鼎丰酱园桥下。后来，我想，解放军群众工作的能力就是强，来到南桥不到三个小时，就知道孙大毛家有船，沉在鼎丰桥下，部队领导动员孙大毛借船，又动员了三、四个船工，送部队去上海，这一切都在一、两个小时内顺利完成。船沉在水里怎么办？三、四十个战士冒着寒冷，光着脊梁将船抬起来，舀出水，一会儿两条船就浮在水面上了。入夜，指战员们都睡在弄堂里、院子里，不进群众家中，五月初，天还是蛮冷的，他们只在地上垫一点稻草或其它柴草，就在上面睡觉。第二天早上，人们起来，弄堂里不见一个人影，解放军早出发了，柴草捆得整整齐齐，地面扫得干干净净，这是解放军留给南桥人的第一印象。

        以后的四、五天中，浩浩荡荡的部队在沪杭线上北进，一样的服装，一样的装备，战士们笑着，唱着，有人边走边拉破二胡，有人敲着竹板，唱着快板。国民党的飞机不时***扰，打机枪、扔炸弹，每当敌机临空，行军的队伍一如既往，丝毫没有隐蔽或者卧倒等举动，只当没事，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们，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摧毁他们啊！有些过路部队在南桥过夜，指战员们把一些歌曲教给房东家或邻居的小孩子，没过两天，《东方红》、《你是灯塔》等歌声响彻南桥的大街小巷。半个月后，几个船工驾着孙大毛家的两条乌蓬船回来了，他们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解放军真是太好了，国民党机枪扫来，解放军将我们按在船舱里，他们却在上面不下来，解放军真勇敢！”船工高兴地拿出支前证书给大家看。“每人还发给75斤大米的工钿哩！”船工们说。

        南桥两男人

        1994年，我回南桥省亲，父亲说：“阿龙从台湾回来了！”不须思索，我脑海里迅即呈现出四十多年前阿龙的音容笑貌。

        南桥解放前夕，阿龙大约二***、七岁，乌黑油亮的、带有***浪的西装头，不知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卷曲，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梁，平时好喝个小酒，酒后，面色微红，话语就多了起来。阿龙好用右手手掌抚摸一下右脸颊，然后往左边移动手掌，抚一下左脸颊，再用手指摸一下鼻子，最后手掌在眼前划一个弧圈，于是话匣子就打开了。阿龙一开腔就是龙华如何如何，白龙港怎样怎样，邻居们瞪着眼，张着嘴，象听天方夜谭似的津津有味。母亲说：“阿龙是吃油水饭的（即厨师）。”在南桥平民中，他也算一个经过世面，见多识广的人。他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能以打工为生，龙华是他常去打工的地方，特别龙华庙会时，他必去无疑，川沙的白龙港他也经常去。

        阿龙全家五口人，在南桥北街北面租一间民房，母亲五十出头，十一、二岁的弟弟阿根发是我童年时的小伙伴，妻子阿宝英，有两个儿子，大的五、六岁，小的两、三岁，全家的生活主要靠阿龙打工收入，阿宝英有时打点零工，帮人家锄锄草，割割水稻什么的，阿龙家穷，但夫妻和谐，从没见他们争吵、打架，阿龙只要有点钱，总要买点熟猪头肉、猪下水，或是小鱼小虾，改善全家生活，他自然要喝上二两。

        1948年，国统区经济萧条，民生凋敝，阿龙经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况，在无可奈何之中，选择了一条卖壮丁的道路。那时，一年征两次兵，即所谓“抽壮丁”或是“抓壮丁”。父亲告诉我，奉贤县是这样征兵的：凡适龄壮丁，保长问你去不去当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是奉贤人的基本观念，孙子才去当兵哩！加上正值国内战争时期，当兵就是去充当炮灰，只要不是万般无奈，谁也不会去当兵的。好吧！不当兵可以，你出五斗米钿“安家费”，用这种钱由乡（镇）、保长们去买壮丁，这可谓三全其美，一则，适龄壮丁可以免当炮灰；二则，乡（镇）、保长们可以大饱私囊；三则，赤贫的，甘当炮灰的壮丁，可以得到一笔收入。一般讲来，每个征兵名额，可以从不愿当兵的壮丁那里搜罗到十来石大米钿（物价飞涨，钞票已经失去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以大米作为一般等价物），乡（镇）、保长们可私吞大半，留下小一半给卖壮丁者作为“安家费”，大约三、五石大米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相当于两、三亩耕地一季的稻谷收成或相当于一个商店伙计三、五个月的工资呢！

        父亲说，卖壮丁的人，拿到“安家费”后，一般先买上两、三个金戒指带在身上，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黄金可以保值，给家属留点生活费，自己再带上一点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1948年春天，我见过一次“送”新兵的场面，南桥镇街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什么“热烈欢送新兵入伍！”啦，什么“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啦。我在十字街上，只见余庆桥人头涌动，“送”新兵的队伍来了，新兵们穿着军装，但没有领章、帽徽，没有符号，新兵排着二列纵队，面无表情地走着，两旁隔四、五步就有一名士兵，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以一种临战的姿态“护送”着新兵。围观的人群密密麻麻，“阿根——”，两名中年妇女一面抹泪，一边呼唤着，我始终没有发现谁是阿根，也没有看见阿龙，后来知道阿龙也是那天走的。

        “阿龙回来了！”北街的居民纷纷议论着，我不禁吃了一惊，年幼的我也知道，逃兵抓住了是要枪毙的，我当然不希望阿龙被枪毙，阿龙自己倒满不在乎，照样上街溜达，照样与人聊天，照常小酒喝喝，在家住了几天后又外出打工去了。秋天，阿龙又卖了一次壮丁，不几天又跑回来了。

        1949年春天，阿龙第三次卖壮丁，他成了卖壮丁专业户。这次，还未出南桥镇，阿龙就跑了，但随即被发现，几拨士兵荷枪实弹在镇上搜索，一队士兵冲上一家酒店二楼，阿龙正在随意小酌，士兵们吆喝着举枪对准阿龙，阿龙不慌不忙站起来，边掏香烟，边招呼士兵入席“弟兄们，来来来！一起干一杯！”阿龙被带走了，但似乎没有太大的事，于是他正式成为“国军”，不久随部队去了台湾。南桥解放后，阿龙就杳无音讯了。阿龙他娘和阿宝英表面上没有什么，他们实在是有苦说不出啊！我这样想。

        阿龙走后，阿宝英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实在难以为继，后来嫁到闵行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阿龙回来了，承他去看望我那年过九旬的老父亲，父亲说：“阿龙和我握手，我觉得他的手很粗糙，阿龙干的是粗活！”我想是的，阿龙没什么文化，当不了白领职员的。父亲又说，阿龙赶到闵行，找到了阿宝英，正好阿宝英的后夫去世了，于是他们在分离四十多年后，又生活到了一起。要是阿宝英的后夫在世，她该怎么办？我突然想起一篇伤痕文学的标题：《天哪！我该怎么办？》。阿龙是不幸的，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四十多年，不知道他在台湾是怎么熬过来的，阿龙又是幸运的，古稀之年，终究叶落归根，亲人团聚。

        与阿龙相比，阿添是幸运的，他始终劳动在故乡的土地上，虽较贫困，但从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占有以及生活的稳定上来说，比阿龙强多了，阿添家有自己的宅基地，上有三间瓦房，两间草房，有一头母牛，有牛车（水车）、犁、耙、有罱泥船，家里有四个劳动力，没有吃闲饭的人，父母五十出头，尚能劳动，***、七岁的童养媳，体力也不错，租种十几亩土地，靠全家人的辛勤劳动，粗茶淡饭也能勉强度日。

        阿添是我家的种地邻舍（他家耕种的土地和我家耕种的土地挨着），他比阿龙要小六、七岁，身强力壮，鼻梁挺拔，眼梢稍稍向上吊起，很像京剧中武士的脸型，他是种地的好把式，扶犁、耙地、罱泥、挑担、播种，样样在行，件件拿手。扶犁，一要能驾驮耕牛，二要有力气，三要犁出的槽深浅适中，是一条直线；耥地，要平整，特别水田，泥土不能露出水面；罱泥，在小船上用网夹取河泥作肥料，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播种，用手撒种子，既要密度适当，又要撒播均匀。阿添常常左手挎一箩种子，边跨大步，边用右手撒出种子，种子组成一个扇面在空中飞舞，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与阿龙相比，阿添当然也有劣势，比如活动半径从未超过11公里，南到过柘林，北到过闵行，没有不时喝喝小酒的那种“福气”。不管怎样，他的长相，他的劳动技能，都是农村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但阿添的父母早早地给他安排了一个童养媳，阿添明确表示不要这个童养媳，尽管亲戚、朋友、熟人都知道阿添的想法，但他的父母根本不考虑阿添的意见。

        我不知道阿添家童养媳的名字，从来没听人叫过她的名字，我经常听见阿添的妈训斥她，特别在耥水地的时候，老是骂她：“眼睛瞎了，不知道耥平一点？”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她说话，也从来没有看到她笑，只见她成天愁眉苦脸。阿添的父亲因为是老大，所以叫阿长，阿长对这个童养媳从来不闻不问，阿添根本不理她，这个童养媳没人爱她、关心她、体贴她，她呢，无从倾诉，无处宣泄，有的是寂寞、凄苦和郁闷。

        在农村，生活艰辛的女孩，自有她们自己的一套活法，十一、二岁时，冬天冒着寒冷，挑荠菜、马兰头，上街叫卖，也能挣点零花钱，到十三、四岁以后，觉得上街叫卖有点难为情，于是夏天空闲时，结伴去割青蒿、野佩兰等中草药，卖给中药铺，一个夏天下来，也可以扯上几尺花洋布，买一双白力士鞋，买几个发卡，买一瓶雅霜（护肤品），穿上花洋布衣服，脚蹬白力士鞋，佩上发卡，抹点雅霜，姑娘们手拉着手，嘻嘻哈哈，叽叽喳喳上镇去，这是最惬意的事了。阿添家的童养媳，她没有洋布衣服，没有白力士鞋，她只有芦席纹土布衣服，她从来没有，也不敢像其他姑娘那样去“创收”。

        农村女孩子，十二、三岁以后，就要学织布，织的布归自己所有，将来好作陪嫁，有些女孩到出嫁时能积上十来匹土布呢！童养媳就无所谓陪嫁了。

        姑娘们对坐花轿是非常在乎的，花轿是向往，是未来，是寄托，是归宿，女人们对花轿也是很在乎的，这是光荣，是自豪，是骄傲的回忆，南桥镇的夫妻们吵架，丈夫一生气，往往吼一句：“滚！”女人立即反唇相讥：“没那么容易，我是用花轿抬来的，又不是自己走上门来的！”男人往往顿时语塞，垂头丧气，女人则昂着头，得意洋洋。童养媳可没有坐花轿的份！

        1948年的冬天，结婚的人家特别多，记忆中，那个冬天我喝喜酒不下四、五次，阿添早该成亲了，因为他一百个不愿意，所以拖到二十来岁还未成亲，现在不能再拖了，阿长两口决定给阿添圆房。阿添终究有点怕爹娘，特别怕他的娘，心里再不愿意，也没有激烈的反抗行为。穷人家，办喜事，酒席是很简单的，我的父亲常说：“穷结婚，富做寿。”意思是再穷的人也得结婚，所以再俭朴的婚宴，客人是不能批评的，但寿筵必须丰盛，否则，客人是要骂山门的。办喜事的农家，几个月前就得准备，农民家的屋前或屋后往往有个河头（断头浜），秋末冬初，往河浜里丢一些树枝、稻草一类的东西，附近的鱼群就会钻在柴草下越冬，办喜事前夕，邀五、六个青壮年农民，筑坝，戽水，捉它七、八十斤鲫鱼是不成问题的，这就解决了一道菜。初冬季节，请酿酒师傅酿它五、六十斤大麦酒，那是绝对的纯粮酿造，没有半点掺假的。

        南桥农村办喜事，要花一整天时间，早上八、九点钟宾客陆续来到，女人们早早地在厨房里包了几竹箩汤圆，全是豆沙和菜馅的，一只大锅里下了一锅汤圆，到一个客人就盛上一大碗，父亲告诉我，一大碗汤圆垫底，中午胃口就大大减少。茶炉子是必须租赁的，一间五、六个平方米的活动木屋，里面放一只圆形的紫铜茶炉子，80厘米来高，60厘米左右的直径，中间留有一个40多厘米的上下空档，用以烧木柴的，周围一圈则盛水，从早到晚茶炉子里的水总是沸腾着的，客人要喝水，自己用油乎乎的大碗盛水，茶叶是没有的，茶杯也是没有的。几个黄铜水烟筒放在桌上，还有几块兰州水菸，谁都可以吸上几口。九点多钟，两个青壮年农民，一人拉耳朵，一人拉尾巴从猪圈里拉出一头肥猪，猪嚎着，蹦着，被拉到场角，捆住四脚，按到一条长板凳上屠宰，宰杀后，屠夫用一把尖刀在一只猪脚心割一个十字口子，用一根铁棒***口子，向猪身的各个方向捅，然后用嘴对着口子吹气，一会儿猪身像汽球一样膨胀起来，将它泡开水缸中，用小磨石砍猪皮，砍去表皮和猪毛，没有砍净的毛，用尖刀剃去，这个节目吸引了一大群小孩子。

        阿添家客堂间的门楣上挂着一条2米来长、30公分来宽的脏兮兮的红布，父亲说，这是“叫化头”（管乞丐的“干部”）挂的，是警告乞丐不得上门***扰的标志。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地方政府给“叫化头”发个牒，一直沿用下来，“叫化头”是一个中年妇女，绷着脸，手里拿一个竹片，凡遇乞丐前来，她就挥舞竹片，叫着：“走开，走开！”快近中午时分，一个***苏北口音的女人，提一个讨饭篮，带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叫化头”吆喝她快走，她站在场角不走，戴着礼帽，穿着长袍的阿添突然拿了一大碗罗卜红烧肉，大步流星走向乞丐，将肉倒到讨饭碗里，那个女乞丐连声说：“新相公，好心有好报，新相公，好心有好报！”在场的宾客都感到惊奇，大家心里都明白，阿添在宣泄心中的烦闷呀！

        几个中年妇女陪着新娘子坐在公婆房间里，陪伴的女人一般是嫂子、婶子一类的中年女性，她们为新娘子梳妆打扮，除了梳头插花外，还用丝线夹她脸上的汗毛，据农村的一些男同学告诉我，女人们还告诉新娘子，新婚之夜新郎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即所谓性教育吧！我发现，在性的方面，农村的同学比我们城镇的同学懂得多得多，大约农民讲话不加遮盖的缘故吧！如果不是童养媳，以上一些程序是在娘家完成的。新娘子任凭几个女人摆布，一脸茫然的表情，没有喜悦，没有期待，也没有羞涩。

        中午，客堂间里摆一张香案，焚神香点红烛，香案前铺一块红毡毯，阿长夫妇在香案北面面南而站，陪娘挽着新娘，几个堂兄弟伴着阿添（其实是押着阿添）站到红毡毯上，阿添穿着直贡呢棉袍，戴呢子礼帽，新娘子穿一件红缎子棉袍，相当于今天的婚纱，头上插一支绢花，他们都戴一副黑眼镜，不知是赶时髦还是为了什么，这些行头都是租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担任司仪，后来知道红毡毯也是他带来的（他相当于今天的礼仪公司经理），司仪***着南桥国语：“一拜天地，拜拜拜升——。”（听起来，他在说“一陪天地，陪陪陪升——。”）“二拜高堂，拜拜拜升——。”“新人对拜，拜拜拜升——。”夫妻对拜时，阿添硬着脖子不下跪，几个堂兄弟不容分说扳肩按头，***着他对着新娘子磕了三个头。

        拜过天地，就开饭，四个菜，白萝卜红烧猪肉，胶菜（大白菜，当时南桥大白菜都是山东胶州一带来的，所以称胶菜）炒肉丝，红烧鲫鱼，白切羊肉。父亲说，白切羊肉是阿添的七叔送的，阿添父辈弟兄多，到阿七聚亲时，家中实在不胜负担，于是就做了上门女婿。喝的土烧酒，辣味太浓，客人们眯着眼，一边喝，一边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四碗菜一会一扫而空（红烧肉、胶菜炒肉丝不断地添，其它两样菜就不再添了）。酒席的菜肴，除了胶菜及白切羊肉以外，其它都是自己生产的，由此可见当时南桥农村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

        按奉贤习惯，午饭后，一些男性至亲和贵宾由新郎和他的父亲陪同，到镇上茶馆喝茶，阿添当然也不能例外，除了喝茶，还有香烟招待，一般农家都用丙级烟，比如老刀牌，大联珠等。四点多钟，贵宾们回来，晚宴开始。也是四个菜，白切羊肉换成卤猪下水，算是冷盘，其它三样菜和中午一样。晚饭后一部分宾客离去，在奉贤农村，条件好一点的农家，事先蒸制大批糕团，宾客离去时送上一份，意喻：高升、团圆，阿添家没有准备。

        晚上，八点来钟，照例要“吃暖房”。参与吃暖房的有新婚夫妇、父母、至亲及部分贵宾，“吃暖房”属一种聚餐性质，参加的亲友一是自愿，二是要另外付餐费。“吃暖房”时用三张八仙桌排成一长溜，新郎新娘坐首席，公婆坐对面，两侧是亲友。菜肴的品种、档次都明显高于婚宴，最少四盆四炒，四个热菜，还有点心等菜肴，如熏鱼、白切肉、炒猪肝、炒鱼片，炒三鲜、红烧蹄膀等，甜炒是必不可少的，意喻甜甜蜜蜜，农村的甜炒大多是糖炒田力（荸荠）而已。正将开席的时候，突然发现阿添不见了，这下阿长也着急了，大声吼道：“小赤佬，跑了？”几个亲友劝阿长不要急，也别出声，吆喝出去不好听！他们认为阿添从未出过远门，不会跑远，马上组织几拨小青年去附近找，还好，不到一刻钟，三个小青年“押”着阿添回来了，原来附近一户人家死了人，道士在念经，阿添去死人家里看热闹的，真晦气啊！大家心里都清楚，阿添是故意的，他心里不高兴啊！可怜的童养媳，今天的新娘，她连宣泄的权利也没有，最不幸的应该是她。

        “吃暖房”终于开始了，新郎新娘还是拜堂时的装束，阿添铁板着脸，新娘子面无表情。按习惯，亲属中有人用面粉做一对约15厘米长的裸体男女，蒸熟后让新郎新娘吃，尽管堂兄弟们拗了半天，阿添就是不吃，一个堂弟抱着阿添肩膀让他吃，他使劲一甩手，那堂兄弟打了个趔趄，新娘勉强地吃了一点。在嘶嘶作响的明亮的汽油灯光下，用心的人们看见两颗眼泪从新娘子墨镜的后面悄悄地流到脸颊上，可怜的新娘子。“吃暖房”在尴尬的气氛中草草收场。

        婚礼最后的两个节目是吵新房和听房，“吃暖房”结束后，父亲就带我回家了，所以后面的节目如何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阿添和他老婆关系一直不好，至少到1953年还是如此。1954年，我离开南桥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阿添俩口子，父亲也没有提起他们。与阿龙相比，阿添也有其不幸的方面，当然最不幸的当属阿添的妻子。

        从耀华中学到奉贤二中

        1949年秋，南桥镇上的耀蝉中学和建华中学难以支撑下去，在凄凉的气氛中悄然合并，改称耀华中学，设在耀蝉中学的旧址。建华中学由一陈姓大地主所办，耀蝉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本来规模不大，加上生源流失了一部分，合并后学生不足200人，学校所有支出就靠学生交纳的学费，学校没有图书室，没有实验室，运动器材只有一副破篮球架。

        195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母亲正在院子里乘凉，父亲从外面进来对我说：“你明天去耀华中学考试，我已经找过校长了。”我说：“我已经一年多没碰过书本了，怎么能考上。”1950年春，该上小学六年级的我就辍学在家了，现在只好赶着鸭子上架了！第二天，母亲带我去考试，学校招生考试早就过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考，也没有人来监考，许多题根本答不上，三天以后，学校通知已录取了，我知道，按分数是肯定录取不了的，之所以录取，因为校长是熟人，也算走后门吧，再则报考的学生也不会多，多一个学生总比少一个强。51级新生约60多人，编两个班，一甲班是寄宿生，一乙班是走读生，都是南桥人。南桥的学生中有几位年龄较大的，十七、八岁了，他们三、四年前小学就毕业了，有些跟父兄做做生意，有些在家呆着，后来52级一位新生年龄更大，解放前他就做理发师了，入学时孩子都三、四岁了。

        1952年春，是学校最困难的时期，一小部分学生转学走了，有些学生因种种原因不想上学了，所以报到的学生很少，苏南行署教育处的意见是，如学生不足120人，停办，学生合到奉贤一中上学。老师们走家串户反复动员，总算凑到了一百四十来名学生。52届初中毕业生，不用参加中考，全部由政府统一安排，有的上高中，有的上中专，有的当小学教师，这届毕业生的安排，给学生和家长很大震动，加上经济的复苏，52年暑假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大大提高，耀华中学招收新生超过100人，但同时，县教育科决定将初三班学生转移到奉贤一中（在三官堂，即现在的光明）上学。耀华中学只有初一、初二两个年级。

        52年暑假，耀华中学全体老师去无锡参加苏南行署组织的中学老师思想改造运动，开学前夕回校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苏南行署教育处接收耀华中学，将其改为公立奉贤二中，并拨基本建设款八千万元（旧币），那年冬天学校盖了两排教室（平房）和一个能容纳400人的礼堂，正在盖礼堂的时候，教育科一个副科长来视察，批评校长思想太保守，盖的礼堂太小，校长认为现在学生才170来人，盖大了没用，事实证明那位副科长的意见是对的，到53年秋天，开全校学生大会时，礼堂已经挤得满满的，估计到54年秋天，肯定容纳不了全体学生了。

        耀华中学就一座二层楼房和一些旧式平房，教职工加起来不超过十人，戴校长给我们上历史课，说话倒蛮风趣的，男生特别爱听，尤其是陈公爵同学经常当堂哈哈大笑。教务主任顾春杰先生兼英语课，陈应伯先生专讲语文，还有一位陈先生上音乐课。管总务的徐先生，大概因为他当过兵，走南闯北见识广，所以教我们地理课，51年冬的一天，他正在给我们上课，一位老师来叫他，说有人找，他出了教室从此一去不复返，有几位同学悄悄走到走廊里，见到南桥派出所一名民警找他，他正回身去倒开水，民警拔***枪，命他举起手来，戴上手铐就带他走了，临走时，他告诉其他教师对他妻子说：“不要伤心，比如在战场上战死了！”后来，我们知道他是汪伪和平军十三师的一个营长。如果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那该比泰山还重，做侵略者的帮凶，死了比鸿毛还要轻。胡新楣先生，年过花甲，据说系前清秀才，他告诉我们他毕业于前清海军测量大学，反正他古文不错，数学也好，教过我们语文和代数，“同仇敌忾”这个成语就是他在指导我们给志愿军写一封信活动时告诉我们的，当时有规定，不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就不能当教师，胡先生终于没有去，不知何故，自然，他以后再也没有踏进学校的门。吴志鲲先生教学极其认真，做事十分细致，在黑板上写字一笔一划十分工整，他主要教平面几何，也教教语文，他曾教过我的父亲，已年近花甲了。学校没有体育教师，请了一位陈先生代课，据说这位先生是正儿八经科班出身，但精神有点小毛病。耀蝉小学的一位女老师曾代过我们几节音乐课，她一边弹着风琴，一边教我们唱歌，记得教了两支苏联歌曲，一支是苏联国歌，我还记得“伟大的俄罗斯把各个自由的共和国，结成永远不可摧毁的联盟”的歌词，还有一支《歌唱祖国》，开头几句是这样的，“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他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唯一的一位职员蒋先生，一条腿不太方便，他专刻钢板，我们常去他的办公室与他聊天。

        学校转为公办以后，不断调来许多老师，其中苏南教育学院前后分来的老师有四、五位，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是黄远先生，常州人，一口常州方言，但讲课很生动，他主要讲历史和政治，曾借给我郭沫若的两本自传《少年时代》和《革命春秋》，我初中毕业时他鼓励我多写写文章，给报社投稿，我表示我连语法也弄不通，什么主语、谓语、宾语都搞不清，黄先生说：“语法是没有什么用的，鲁迅、郭沫若也没学过什么语法。”汤镇老师在53年起担任教务主任，我在二中期间他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他教过我们历史，工作十分认真细致，记忆力极好，1994年同学聚会时，邀汤先生光临，他见了我脱口说：“初三时，你与***庆坐一张桌子，南边最后一排。”说得一点没错。从1953年到他退休，连各班的学生座位表他都保存得好好的，退休时才移交给后任。王炳书老师担任我们初三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教学极其认真，工作非常辛苦，早上六、七点就到校，晚上晚自习结束后才回家，他为人很和善，每天早上都要去男生宿舍看看，不知哪个捣蛋货故意把门虚掩，门上放一把条帚，王先生见门未关，一推门，条帚就掉在他头上，他既不生气也不去追查，如此心态，使他高寿，九十高龄时还在奉贤政协之友社演奏笛子，91岁时书写了12万字的《往事如昨》回忆录，2006年，他以95岁高龄还每早散步一、两个小时，五一节我去拜访先生，离别时先生执意要送我下楼，我不让，他的小女儿说：“让他去送吧！他身体好来西的！”祝先生健康长寿。体育老师吕栋梁先生，嘉定人，一口嘉定话，头发自然弯曲，两眼十分有神，当时在奉贤男子篮球队员中，他绝对是第一把手，凡是看过篮球联赛的人一致这样认为，吕先生喜欢到馄饨担上买馄饨，站在路边吃，这其实也没什么，但有些同学为此提了他不少意见，我认为有点吹毛求疵，我们初三毕业时，吕先生也只25岁，又是搞体育的，要他象老学究那样也难。四十出头的夏炎光先生由苏南教育学院毕业后到我校任美术老师，他那深入浅出的美术教学，大大激发了学生画画的热情，尤其钱筱棣同学，原来美术基础不错，经夏先生调教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临摹的列宁像和***城楼，我看和人民画报上的并无二致，后来他在重庆当工人时，在《新观察》杂志多次发表画作，他要经过系统训练，恐怕会成为一名画家哩！有一次，我们几名喜欢美术的学生去夏老师办公室，夏老师拿出他在教育学院的习作，素描、写生、水彩，最后几张是裸体画，看到裸体画，我们赶紧咬着嘴唇，才不致放声大笑，出了办公室，在走廊里，我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这叫少见多怪。

        1952年暑假以后，学校逐渐建起理化实验室，增加了一些生物标本，建起图书室，体育用具也大大增加，有了跳箱、垫子、双杠、单杠、爬杆和爬绳设施。学校西墙外一大片土地也归学校所有，从此学校有了足球场和三百米跑道，可以说已初具规模。1954年春，班主任王炳书先生组织54届同学在跑道边种了几十株白杨树，王先生说，将来你们工作了，到学校来，看到挺拔的白杨树，就会想起在二中的辰光。1961年春天，我回到南桥看到那两排枝叶繁茂的白杨树，树叶在春风中沙沙作响，似乎在向昔日的同学问好。

        二年级第二学期之前，我学习很不用功，心用在玩上面，学校西墙有扇小门，经常开着的，门外有个两亩大小的池塘，塘边有许多碎的瓦片，一下课我就和几位同学奔到池边，用瓦片削水片，水平越削越高，一个瓦片削出去可在水面上哗哗哗哗，出水入水数十下，一直飞到对岸，上课铃响了，赶紧往教室跑，进入教室时老师已经在讲课了。平面几何学了半学期，作业一次也没交过，什么两边夹一角，两角夹一边，一无所知，晚上老借故去同学家做作业，实际是听一位同学讲鬼的故事，几何老师吴志鲲当众狠狠批评了我一顿，我觉得再这样下去确实不得了，从此不再去削水片，也不去听讲鬼的故事，慢慢把几何作业补上，尽管如此，初二（上）的总评成绩只有78分，创历史新低，父亲看了成绩单很不高兴，说：“连80分都不到。”我还辩称：“我是班上第三名哩！”没说谎，在南桥镇21名同学中也算名列第三，到初二下学期起我就奋发读书，总评成绩达到90分以上。53年暑假，从三官堂一中传来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50%的消息（二中没有应届毕业生），更激发了我努力学习的决心，以后总评成绩一直在九十四、五分上下。我的薄弱环节主要在数学，文科一直比较好，上语文，我思想从来不开小差，还注意当场消化和判断，一年级时，在学一篇民歌时，有这样一句话：“秋收后，赶着毛驴送媳妇回娘家。”老师解释：“秋收后，赶着小毛驴送儿媳妇回娘家。”在南桥人的心目中，媳妇必定是儿媳妇，而在北方媳妇一般指老婆，如果指儿媳妇的话，前面必须加一个儿字，我就在课堂上发言，说明公爹送儿媳妇回娘家有悖常理，语文老师当场虚心接受。

        我上初二时，奉贤一个师范速成班合到我们学校，这个班的学生大都是20来岁的青年，工作能力、活动能力都很强，师范速成班是学制一年的初级师范，简称师速班，我们背后称他“收缩班”。

        从1952年暑假开始，因为初三班并到一中去了，所以我们初二级就是最高年级了，学校有什么工作总是安排初二同学干，尤其是南桥的学生。1952年暑假，学校安排一部分同学参加招生工作，我和陈公爵、吴亦帆担任验证工作，即验看小学毕业证书，那时没有什么假证，所以验证工作很简单，验后在报名流转单上盖个章，学校没有专用章，吴亦帆同学说：“我有个私章。”他的章上刻有“象形字”，一只张开帆的帆船，白帆代表帆，船头上一个手舞足蹈的人，象个吴字，“吴”与“帆”之间刻上个亦，表示“吴亦帆”，老师也同意了。一次一位清秀的、修长的、但有点忧郁的十七、八岁的女生来报名，她没有小学毕业证，我们不同意他报名，她哀求说，如不上初中，家里让她立即嫁人，如上了初中，再升学，拖的时间长，男方等不及，就不会要她嫁人了，但学校规定必须有毕业证，不得通融，这个姑娘伤心地哭了，她拿着一把黑阳伞无奈地走了，我觉得她象后来放映的电影《家》里的梅表姐的形象，怪可怜的。想起我51年考试时，也没有小学毕业证啊！后来，我知道还有个同等学历报名的规定哩！不知为什么那年那么死呢？

        在耀华中学，在奉贤二中，学生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特别寒暑假，南桥镇政府，经常来动员学生参加一些活动，学生们也乐于参加。一年级时，经常参加镇上一些集会，特别1951年，镇反运动虽近尾声，但公审大会还不时召开，不管有没有课，学生都得去参加，1952年以后，上课时就不再参加镇上的集会了。1952年，赴朝慰问团到南桥作报告，有上万听众，二中学生全部参加。当报告团讲到中朝人民军消灭多少美李军队，击落击伤多少敌机，击毁击沉多少敌舰，缴获多少枪炮时，群情激昂，春雷般的掌声不绝于耳，同学们也深受鼓舞，会后大家激动地唱起：“炮火震动着我们的心，胜利鼓舞着我们”的歌曲。

        暑假，一部分南桥同学到镇广播站去当广播员，镇广播站有一套扩音设备，在南桥南街及余庆桥等处架设了几个大喇叭，镇政府一位女干部兼管着，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广播前叫一名电工开一下机，调整调整，我们就广播，主要是读报，几位女生，在广播时老是嘻嘻哈哈笑个不停，一会儿镇上女干部来了，说：“广播时笑什么！”女生们都说没有笑。“喇叭里声音可大啦，还说没笑！”女干部可生气。隔一会儿再广播时，女生们又开始笑了，真是没法了。53年暑假，奉贤县在南桥小学里举办了一个展览会，有宣传农业合作化的，记得有一幅画，画着三条船，一条是看鸭的小船，一条是大帆船，另外是一艘轮船，文字说明是：“单干好比看鸭船，互助组好比大帆船，合作社象条大轮船，大风大浪无所谓。”有展示镇反成果的；有宣传防治血吸虫病和医疗卫生的……我们几位同学被分到卫生宣传组担任讲解员，县人民医院制作的一个老太太有病不治、烧香拜佛的模型活灵活现，吸引了好多观众，我们卫生组的讲解员好象也很有面子似地。卫生组的干部告诉我们，讲解时说，到县人民医院看病，服务态度好，我们自然照本宣科，但有许多观众当场说：“人民医院服务态度不好！”后来干部告诉我们，服务态度好这句话别再讲了。为配合这次展览，县农场从川沙一个农场（据说是黄炎培先生办的农场），借来一台拖拉机，在农场作耕作示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特别是农民。大约52年春，在我们学校***场放电影，抽了好多学生去收门票，人山人海直往里拥，我们一些初中生实难应对，大约有1/5的观众是没有票拥进来的，那天放的电影叫《翠岗红旗》，写的是江西一位红军北上抗日后，留下的妻子、儿子受尽***的迫害，解放战争期间，儿子参加了游击队，父亲成为解放军高级干部，指挥部队解放故乡，儿子无意中配合父亲指挥的战斗，最后家乡解放，阖家团圆。春节慰问烈军属，镇政府总让我校军乐队参加，那时大部军乐队队员离校返家，南桥的学生凑不够一支最起码的乐队：一个大鼓，四个小鼓，四支军号，于是只好滥竽充数了，我去敲三角铃，这倒没什么难度，难的是只有三名号手，怎么办？陈公爵同学自告奋勇充当假号手，当别人吹号时他也拿起军号，装模作样鼓着腮帮涨红着脸吹那不出声音的号子，回到学校后，大家笑得前仰后翻。

        1953年春，学校调整领导班子，县长王琳兼校长，汤镇老师任教务主任，主持学校工作。校长王琳，在繁忙公务之余经常到学校看看，常常给师生作报告，我觉得他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口才很好。有时他带夫人一起来学校转转，我猜他们俩口都是教师出身。1953年冬天，王县长给一中、二中的教师和部分学生干部传达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他那铿锵有力、抑扬顿挫、振奋人心的语言，至今仍历历在耳：“逐步地、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地、基本上实现国家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基本上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基本上实现国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化三改造”。王县长担任二中校长，对二中地位的提升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二中在奉贤县的区位优势也逐步地显现出来，县委每年召开几次县委扩大会议，数百名区乡干部、合作社的领导到南桥开会，在甚少休闲场所的南桥，休息时，干部们成群结队到二中逛逛、看看，他们对学生们的体育锻炼（如双杠、单杠、跳箱、垫上运动等）尤感兴趣，回去以后，他们就是二中的义务宣传员。全县的篮球联赛在二中举行，县里一些短训班在二中举办，上述活动的参与者都成了二中的义务广告员，而在三官堂的一中绝无此优势。

        那是一个充满歌声的年代，《歌唱祖国》、《志愿军战歌》、《歌唱二郎山》的歌声，时时在校园里荡漾，学校的文娱活动也比较活跃，每学期总要举行一、两次文娱会演，最不受欢迎的节目是口琴独奏或合奏，一台演出往往有五、六个口琴节目，真有点倒胃口。女生们喜欢表演舞蹈，大多为新疆舞、西藏舞之类，最头痛的是服装，上哪去借服装？于是缎子被面就成了万灵服装，身上披条被面就算少数民族了，为了怕被面掉下来，女生们将两个被角绑在小手指上，真有创造性。53年冬受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鼓舞，又受上海《青年报》上一幅漫画（一个身强力壮、朝气蓬勃的穿着印有1954年字样的青年，从一个白发苍苍、运动服上印有1953年字样的老人手里接过火炬）的启示，我写了个独幕剧《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剧中人物有五名，三名分别是拟人化的煤、铁、石油，他们在山洞里沉睡了千万年，一边回忆其兄弟被日本鬼子挖去造枪造炮打中国人，一边感叹自己无法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正讨论时，扮作“1953年”的老头将一把金钥匙给了朝气蓬勃的扮作“1954年”的青年，“1954年”用金钥匙打开贴着“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对联的大门，煤、铁、石油一涌而出，和“1954年”热烈握手拥抱，***“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去！”后来有同学鼓励我去投稿，我给一家杂志社寄去，杳无音讯。数月后，这家杂志上有一个独幕剧，内容与我写的雷同，只是加了一个水，说煤和石油用完了，还有水力哩！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其它什么。

        1954年春，语文加了一篇补充教材，河南作家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不久《文汇报》刊登了独幕话剧《不能走那条路》，夏炎光老师鼓励我们排这个剧本，作为毕业前的告别演出。剧中人就5位，其中4位是一家人：父、子两对夫妻，我扮演当乡长的儿子，戏演得不算成功，说的又是南桥话，所以实际上演的是方言话剧，但同学们仍很感兴趣，虽然剧中没有半点浪漫情节，但男女同学居然敢上台扮夫妻，在当时，就这一点大家已经感到够浪漫的了。

        1954年暮春，海军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我们班上有部分男生初选合格后到松江省中参加体检，住在学生宿舍里，晚上，空中有蚊虫，床板上有臭虫，带队的一位老师开玩笑说，现在是海、陆、空三军齐出动，意思是同学们是海军，臭虫像坦克（陆军），蚊虫像飞机（空军）。最后瞿楞和陈顺兴同学光荣参加了人民海军，瞿楞到海南岛榆林港，后当报务员，转业后在奉贤邮电局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担任邮电局副局长，陈顺兴到西安一个海军部门服役。他们照了穿海军军装的相片给同学们寄来，真是威武、雄壮，同学们羡慕极了。

        1954年，江苏省初中生参加两次中考，先考中专，后考高中。中专到学校所在地由录取学校组织考试。我们班的同学分别报考了南京、无锡、苏州及松江的中专。班主任王炳书先生给到苏州考试的同学带队，到闵行后，王老师到闵行汽车站包了一辆公交车直达上海北火车站，再乘慢车到苏州，票价是1.17万元（旧币）。车上旅客没满员，不少乘客知道我们去苏州“赶考”，纷纷夸奖我们是优秀学生。火车吭气吭气，喘着气，过一站停一站，南翔、黄渡、安亭……外跨塘、官渎里、苏州，整整行车4个小时才到苏州，一下看到了北寺塔和双塔三座宝塔，真使同学们高兴坏了，我和其他5位同学报考江苏省苏州医士学校，东北街的市六中是一个考点，男生住在市六中礼堂里，每人睡一条靠背椅，当然蚊虫不少。吃饭一天0.3万元，伙食还不错，就是最后一顿的鸡蛋粉丝汤里一股酒味，大家开玩笑说，炊事员喝醉了酒，呕吐到汤里了。

        考试前一天，班主任王老师带我们去拙政园游览，亭台楼阁，假山古树，使我们体会到了“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真谛。我第一次看到核桃树，又看到在稍大一点的树上都挂一块木牌，上写树名、科别，下面是对照的拉丁文，使我感受到一股很浓的文化气息。考试结束，我们又去狮子林玩，钻到假山洞里，突然天降大雨，雨水从假山上直泻而下，我们赶忙跑，虽然假山面积很小，但我们一时居然走不出来，身上几乎淋透了，狮子林筑园艺术的高超由此可见一斑。来苏州时，二姐给了我十五万元，除了车费、饭钱，回到上海时还剩八万多元，花六万元买了一双很时尚的高帮回力鞋回家，使我很神气了一段时间。

        半个月以后，我们又去闵行考高中，我们可以报考的高中有松江县和上海县的高中，奉贤当时是没有高中的。我是没有经济能力上高中的，父亲不让我去考，二姐让我去试试。我们几个男生，头上扎一条毛巾，背上席子，走到11公里外的西渡，花三百元渡江到闵行，住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县中，晚上蚊虫多得吓人，回来当然也是步行。虽然苏州回来后，我一天也没有复习功课，成绩也上线了，但按规定中专录取了高中就不再录取。

        闵行回来，大家天天等8月4日的《新华日报》，因为江苏省中专录取学生名单在那天的《新华日报》上刊登。8月5日，报没来，8月6日报未到，8月7日还不见8月4日的《新华日报》到来，原来54年8月初苏南下大雨，沪宁线中断数天，所以8月4日的《新华日报》直到8月8日上午才来到南桥，奉贤邮局在东街，那三、四位工作人员我们都认识，他们对二中的学生也怀着友好之情，所以我们一进去，他们就说：“8月4日的《新华日报》来了。”不等我们说，就借给我们两份，十多位同学围上去，翻上翻下，一会儿将报纸撕烂了，邮局的工作人员也不生气，又拿出一份给我们，我终于看到，我已经被录取了。那年中专的录取率都较低，以我们班报考的学校来讲，松江师范录取率最高，1/7，闵行的上海电机学校录取率最低，1/60，我报考的江苏省苏州医士学校录取率为1/22。

        被录取的同学去奉贤二中取录取通知书，并向母校告别时，老师们高兴非凡，特别吴志鲲老师，眼含泪水，紧紧握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心里想，怎么谢我们呢？应该谢谢老师啊！话在喉咙里，但说不出来。老师们为什么那么高兴呢？那年奉贤二中的升学率达到1/3，高于江苏省平均水平，也高于奉贤一中的水平，二中翻身了，已经自立于江苏省中学之林，老师们能不高兴吗？

        那年没有升学的同学，政府也基本上安排了工作，当代课教师，到粮站当会计，到轧花厂当检验员，等等。

        奉贤二中作为奉贤中学的前身，应该说在50多年前的1953、1954年，已经为奉贤中学铺下了第一层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