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薄守生：《语言与社会：全球化的视野》导读及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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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薄守生

    《语言与社会：全球化的视野》（汉弗莱•唐金著，陈军译，下称“陈译文”）是一篇非常值得一读的文章，它分两次发表，分别发表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和2005年第2期上。陈译文论述实实在在，不像有的国外的语言学著作要体现出是“语言学家写的”那样做作，并且观点平实，比较可信。陈译文更多的是需要认真阅读，而不是去批评，只是文章中有几个地方可能会存在多种理解而引起理解与应用上的麻烦，并且有些地方也言不尽意而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下面论述比较零散，为了简明些，我用Pm-n-左(右)-x的方式表示引用，m表示发表的期刊数，n表示所在的页码，左(右)表示位于某一页的左栏还是右栏，x表示起始行是左栏或右栏中自上而下数的第x行，如P6-66-左-50表示2004年第6期的第66页起始行在左栏自上而下数的第50行。
    ①“语言研究能够引领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研究政治和经济，有区别地看待历史”（P6-67-左-18），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举例为②“在15和16世纪，印刷术的发明，读写能力的提高和国家语言的出现，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不同的现象又如何与这个时期出现的新教产生关联呢？地方印刷品市场（印刷术的出现降低了文本书写的成本，而读写能力的提高降低了发行成本）的发展使得大量推出采用占主导地位的本地语言的读物成为可能，而本地语言由此不仅促进了本地印刷业和宗教信仰经济的发展，还弱化了集权控制，并且开始重视那些易被普通大众接受的文本”（P6-67-左-20），例子还有③“母语是英语的使用者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尽管不一定是完全使用），说小语种的人越来越多（例如，母语是英语的使用者人数比例由2001年的51%下降到2003年3月的40.2%）”（P6-67-左-30），于是结论为④“人类制度与语言能力、语言选择及语言应用等问题息息相关”（P6-67-左-34）。这里，①是通过语言看社会，④是语言和社会联系紧密，不要理解为④和①矛盾。其中举例中的例子②也不容易让人懂，把②的思路理清些可以理解为：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读写能力的提高，而这种发明和提高促进了新教的产生，这种发明和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国家语言的出现，国家语言出现和新教的产生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关于新教的产生，在15和16世纪，罗马教会非常腐败，下层人民也对教会很不满意，由于传播途径（那时主要是书面语言）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的联合（比如：宗教改革领袖的各种反对罗马教会的“宣言”——书面语言就对联合人民起了很大作用；罗马教会的自救改革“纲领”——书面语言以及创办的教会学校——教授书面语言的场所都对笼络人民起了很大作用），联合起来的人民制造了新教。陈译文③的意思是说非英语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多地说英语，英语有成为世界英语的趋势；同时，正如“从希伯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等例子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正鼓舞着许多人努力去复活小语种，例如在欧洲就是如此”（P2-87-右-14），说小语种的人也越来越多。
    语言多样性“有助于小群体形成凝聚力，保持其独特的文化，从而赋予社群个人独特的身份认同感，减少文化的异质化和同质化”（P6-67-左-44），这里说的“异质化和同质化”似乎有矛盾，语言多样性减少了文化的同质化这很好理解，即使把“英语”同化为“世界英语”之后也会“出于为地区和当地服务，英语的地区性和区域性使用（比如在印度）正在造成一种异化的局面，而不是同化，最终导致了各种明显不同的地域英语形式的出现（事实上，有人宁愿把‘英语’说成是‘各种英语’）”（P2-88-左-31）；至于说“语言多样性减少了文化的异质化”我就不懂作者的真正的意思了。
     “当人们有力量和资源能对自己的母语保持忠诚时，他们会这样做(分化)；但当他们使用另一种语言所带来的好处超过他们忠诚的母语时，就会放弃母语(趋同)。此外，他们也极有可能会选择双语”（P6-68-左-13），这里说的“分化”是指全世界在语言使用上的分化，这里说的“趋同”是指全世界在语言使用上的趋同。双语只是一种策略，于是“这种双语现象可能很难维持下去，看似增加或稳定的双语制最后很可能是一种过渡性质的，说话者会从一种语言转移至另一种语言，而一种语言的支配范围，如家庭、学校、市场等也会被另一种语言所挪用”（P6-68-左-20）。
    对弱势语言保护可以通过“至少给予某些地区的学校教育使用此类语言的机会”（P6-68-左-26）的方式，这是比较可行的。就我们国内弱势语言保护而言，有些人主张要通过政府投资来保护，就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来说，这种可能性不大，并且通过投资的方式保护弱势语言在操作上比较难：是阻止这些弱势语言区的孩子学习强势语言呢？还是政府出资把那些弱势语言区的老人送到我们国家的“最好的养老院”呢？还是把资助的金额主要发放给研究这些弱势语言的语言学家呢？弱势语言区一般都是经济弱势区，我们是不是要通过政府资助扶持，使这些弱势区形成一个“人为的孤岛”呢？我们的这种保护是不是反历史潮流呢？所有这些都值得思考，我们尚没一个“可操作性强”的思路。“通常语言保护工作不仅受政治和经济趋势的影响，如地方控制、自治，甚至政治独立等，同时也促进政治和经济的发展”（P6-68-左-31），前半句很容易理解，至于后半句“对弱势语言进行保护也促进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在陈译文中没有说清楚，我也不知道到哪里找证据。据我的理解，应该是：就一个具体国家来说，国内的弱势语言的保护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整个国家的“国家语言”的保护却能够促进本国政治和经济“在世界上”的发展——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两个层面的问题还有例如“一个国家应该适当限制精英人才的向国外流动，却应该促进人才在国内的自由流动”一类的情况。
    语言“在互动过程中，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公正或不公正的问题，语言不会因其本身固有的优势而生存，也不会因其固有的劣势而灭绝。不是因为有莎士比亚英语才有现在的流行程度，而主要是因为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P6-68-右-9），诚然如此，某种语言国家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是这种语言的生命力。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伟大的文学作品对语言的提升作用，但是在当今世界这种作用远远不如经济与政治的决定作用。如果我们对语言的强弱势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各个决定因素的系数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能说语言‘死亡’，那么是否也存在语言‘谋杀’的现象呢？许多社会语言学家从殖民主义的历史，甚至学校教育或工业化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确实存在着语言‘谋杀’的现象”（P6-68-右-30），许多时候这种‘谋杀’是有益的，如有的国家的政府会制订政策将少数民族语言边缘化使之只处于在限定的范围内，这种“内部殖民主义”就整个国家来说一般是利大于弊，并且会产生“国家认同感”的长效效益。所以说，如果仅仅从“增加语言研究的材料——或者说什么语言活化石”这个出发点去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是不科学的，淡化“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如陈译文的观点“语言权利很大程度上就好像是一种奢侈品，只有那些高度发达的国家能用得起，有足够的资源支持语言多样性，或许目前对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对策是停止迫害和歧视少数语言族群的成员”（P2-86-左-36），“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拯救”濒危语言，也只能是允许这些语言在极小的限定的范围内使用，在这个小范围内不要去歧视这种弱势语言，至于这种弱势语言能够存活到哪一天我们不必“杞人忧天”，语言研究者不能以学术热情为借口而淡化国家忠诚。使用自己的语言是一种权利，是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语言权利是一种集体权利还是一种个人权利呢？一般来说，我们更为关注弱势语言区的个人语言权利，正如陈译文的观点“许多法律专家不承认集体权利的存在，因而不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少数民族群体，他们只是认为少数民族成员的个体权利受到威胁时，政府应该承担保护的责任”（P2-86-左-7），当然，在我国还是部分承认了这种集体语言权利的存在，如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的相关规定，但是民族个人语言权利优先于民族集体语言权利，比如某少数民族语言区的某个人就只说普通话而不说当地话，那么这是他个人的权利当地民族无权干涉（那些“拯救濒危语言”的语言研究者更无权干涉）；同样，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就是某个人就是坚持说“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懂的语言”他不学普通话，也是他的权利，他也知道“说普通话是从事某些职业所必须的（甚至可能说是在某些特定地域生活所必须的）”但是如果“他不在乎那些职业，他不和任何人交往，他什么事都不做，他饿死他也不在乎”，那样的话，我们的《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拿他没有办法——甚至是在他挨饿的时候他还享有生存权，国家有义务保护他——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
    “一般说来，书面语是政府和经济用语，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经济繁荣的一种要求，一种阶级标记（因为不同阶级所受的教育程度不同）”（P6-69-右-35），这里说的“阶级标记”在我们国家内最好说是“阶层标记”，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这种阶层标记也会发生变化，过去把认识字不认识字作为阶层标记的一个方面，现在这个标记的水准在提高，对“乡巴佬”的语言标记不再是不认识汉字（识字教育大体上相当于我国的小学教育），而流利自然的普通话、优美刚劲的手写字、大方得体的肢体语言等等都可能会成为我们国家里的中上阶层人民的标记。
    “语言是民族特征的主要标记之一，是创造族群意识的一种重要方法”（P2-84-左-5），语言和族群紧密相连，这正是我们的《普通语言学》中的“语言没有先进与落后”的提法的一个根据，如果说语言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则证明民族族群有先进与落后之别，而民族是没有优劣之别的，如果认定民族有优劣之别那就是对世界人权的践踏，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人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范围内”的问题。如果是语言和民族族群完全分离，那么，应该说语言有优劣之分。当然，由于人类的语言能力极其强大，各种语言即使存在一些小的优劣差额，这些微小的差额相对于人类强大的语言能力便显得微不足道——也就完全可以说世界上的语言不存在优劣之分。正是因为语言是族群的标记，所以“没有语言统一措施，就难以建立永久性的制度，难以实现充分的民主参与，虽然民主并不要求选择单一的语言，但是民主要求建立便于管理的语言系统，以实现选民们最大程度的参与率”（P2-84-右-8），就民主而言，如果要实行全民民族进行全民选举，那么，如果存在不同的语言的隔阂就难以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就难以保证选举的真实有效性。“除语言以外，要从其它领域找到具有共同特征的标记有时会很困难，而且语言差异使得统治或管理复杂化：多语议会和多语选举制度通常很难管理，有许多一触即发的爆发点，导致冲突发生”（P2-84-右-28），这就是说，语言的统一对于一个国家的管理与团结非常重要。当然，国家和族群意识又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陈译文于是说“语言统一性对确立民族特征意识非常必要吗？大多数语言学家会认为不必要——但他们也会指出语言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标记，多语国家在处理语言和语言差异性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广泛接受的、正式有效的体系”（P2-85-左-7），这里说的“建立一个广泛接受的、正式有效的体系”还是要求建立一个语言统一平台——语言的直接统一、双语机制或者完善的翻译体系，等等多种方式的平台，但是语言的直接统一是最为有效最为经济的方式。
    “语言规划一般分为两种形式：地位规划和语型规划（学者们有时会把语言习得规划看成是第三种独立的语言规划）”（P2-86-右-40），这里所说的“语型规划”就是我们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说的“语言本体规划”，仅仅是名称上的差异。另外，我不知道这里所说的“语言习得规划”是指什么，可能有的人会认为是指“语言声望规划”，但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似乎应该指“对外语言战略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