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是语言垃圾，还是伟大的国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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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语言垃圾，还是伟大的国学？（17）
                               杨润根

“博学而能笃守其志，又能就己身亲切处去问、接近处去思，仁道亦就在这中间了。”

这是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一书中的第485页上的一段译文。在这段译文中，“博学”涉及是知识的大量获得和大量积累的问题，“笃守其志”涉及的是坚持和捍卫自己的理想的问题，“就己身亲切处去问、接近处去思”涉及的是认识的方法论问题——人们依靠这样的方法来认识自己最切身的生活经验和自己最直接的生活环境之中的仁道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这段译文之中，涉及三个重大的主题，其中有两个重大的主题没有展开论述，而第三个主题论述得也完全不能令人信服——事实上，在一个充满奴役、欺诈和压迫的世界上，人们只有超越或挣脱自己最切身的生活经验和自己最直接的生活环境才能认识仁道，因此这是一篇完全不合格的作文。

我们知道，钱穆先生首先是用现代语言（白话文）来翻译《论语》的，后来他又放弃了这种做法，抛弃了自己的翻译，而改用文言与白话相结合的翻译方式——上面的这段译文就是这种文言与白话相结合的翻译方法的结果。这种翻译方式的改变是钱穆先生的高明之处的表现：他深刻地感觉到自己无法准确地理解古代语言，因此他也根本无法用现代语言准确地翻译它们，因而他最终选择了亦文亦白和蒙混过关过关的手段避免了许许多多比他更肤浅的国学家们在翻译中国古代语言方面必然会招致的巨大羞辱。

不过，钱穆先生似乎没有想到的是，亦文亦白和蒙混过关过关的手段可以使他成功地逃避来自肤浅的人的羞辱，但是并不能使他成功地逃避来自深刻的人的羞辱。

根据我的研究，《论语》一共有580多章，每一章都只有一个主题，正因为如此，这使得它的非常简短的每一章都成为一种在逻辑上可以无限展开的公理性表述。然而不幸的是，正像我们在杨伯峻、李泽厚、钱穆和其他许多人的相关著作中可以普遍发现的一样，我们的《论语》研究向人们展示的现状是：同一章之中多个互不相关甚至相互矛盾的主题齐头并立，而没有那一个主题得到过任何深入和严肃认真的阐述。这样，我们在《论语》研究中只能发现一个由肤浅、无知和荒诞统治的世界。

钱穆先生的这段译文所依据的原文是：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我的翻译是：

“如果一个人能够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知识广博而又意志坚定的人，一个积极地提出问题而又积极地思考问题的人，那么这个人在把自己造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人的过程中，同时也就把自己造就成了一个具有完美的道德品质的人了。”（显然，本章简明的主题是：知识、意志和思辨能力是美德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