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汉语方言会亡语吗？

神死恸瞑

汉语方言亡语问题
门外语言谈之二
贾一平
　　一些汉语方言地区的人对于自己的口语衰落感到不安,见到本地青少年说不好,说不准本地口语,甚至有的学校里不允许说方言就着急。如此下去,岂不要亡语！
　　这大约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强势语言淘汰弱势语言,并不全取决于语言本身的优美完善,也不全取决于使用某种语言地区的人文茂盛,经济繁荣,文化荟粹等条件,往往还有使用者数量上的强制性。高贵的拉丁语已经进入博物馆,甚至非常优美,曾经风光的法语在英语势力膨胀面前也感到不安。

在汉字主导下,口语-方言衰而不亡

　　要做大事(政权操作,学术著述,商务往来,艺术交流等)的个人或人群都希望语言统一,不希望语言品种繁多带来不便。但这对于期望文明,文化,艺术,思想多样化,百花齐放,各放异彩,标新立异的人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广播,电话,录音机等被发明之前,不可能也不需要在语言纷纭的广大地区实行语同音,就是依附于语言的拼音文字也难推行,作为古罗马帝国国语的拉丁文最终消亡就是证明。我国的秦始皇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决定实行书同文。书同文是一套标准化,规范化的书面语言,自有文法词汇,不依附于口头语言,甚至可能本来就和口头语言无关。汉字是意苻,含义固定,读音到可以百花齐放,各地可以按自己的方音读书,各享自己的语音乐趣,但共同字义不变,交流照通,大事照办。文言文,格律诗,对联等,成为跨方言通用文字交际工具,有效地解决了在广大地区,口头语言品种繁多情况下的旨意下达,公事来往,学术交流等问题。
　　但是书同文-汉字没有解决语言分歧问题,我国出现了口语五花八门,文字高度统一,即语言文字分离的现象。书同文不支持任何方言,中国各方言无文字支持,永远无法进入公事,学术,艺术应用领域。但是,作为家常用语,市井往来就非文言文所长了,文言文也进入不了生活应用领域。所以我国大人物办大事用文言,家庭生活还是用自己的口语,方言。把文言文做生活用语,常常是对腐儒酸儒的嘲讽或笑谈。官人办公事大事时读写文言文,家庭生活市井交流用方言,多么大的人物也不例外。廖承志回忆他和宋庆龄的交流是用英语,因为“我说的广东腔国语别人难听懂,她的上海口音普通话说起来也费劲”。这就不得不令人们想象,有同样方言麻烦的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家庭交流语言看来也只能是英语！否则他们就只有进行笔谈了,和中韩越日国民之间一样。
　　文言文对口头语言的方言可能也有所影响,约束了方言的无限制自由发展,汉语不至于象欧洲一些同源语言最终分化为不同语言。但文言文不可能取代方言口语。总之,汉字系统既限制了语言文字分化从而导致民族国家分化,又给方言留下了方便(可以任意读音,方言继续生活使用)和生路。这样,中国的口语-方言长期处于不死不(生)长的状态。不死就是在生活领域(包括民间艺术)一直被使用,不长就是它始终没有得到文字支持,不能发展成官方用语,公事用语,学术用语,产业用语,高级艺术用语。

汉语,一个庞大的语言集

　　近代,交通,通讯和传播事业发达,不同地区人们之间交流量增大,单靠书同文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交流要求了,语同音提上议事日程。
　　需要一种全国通用语！
　　汉语是个太大的语言集,语言分类时把汉语和英语,德语等列为一个层次,实在太降低了汉语的辈分。中国的六大,七大,八大或九大方言,其差别不亚于欧洲的英语,德语,荷兰语,丹麦语...,有时也许达到英语和法语,俄语的差别的程度。从汉语诸方言中选择出一种标准汉语,其困难肯定大于从英语方言中选择出一种标准英语或从德语方言中选择出一种标准德语,而近于从英语,德语,荷兰语,丹麦语...中选择一种标准盎格鲁撒克逊语,甚至类似是寻找一种欧洲通用语。除非人工创造(如人造语esperanto就是设计的欧洲通用语,但百余年推广成效并不大)或者行政命令推行,很难自然产生或通过竞争自行筛选出来。
　　从语音优美,词汇丰富,语法科学,历史渊源,纯净...等许多角度,也许取各方言之优点,优化出一种理想的标准汉语做国语最公平了(据说标准德语就是这种优化了的理想语言,但是德语的南腔北调程度比汉语轻)。实际上在汉字系统下,本来文言文就是一种通用标准语言。但是文言文并不适合口说。再创制一种实际上无人说的优化标准语(可称中国的esperanto)又太难以推广。最终不得不选用大清帝国时期已经有基础的被称做官话,满大人(Mandarin)语,或被贬称‘金元虏语’的北京话(经过一些规范化,选择,改进,通行于官话地区时大体无限制)做国语。看来这是从多数,可行,易行方面考虑的。它的确是最广泛通行的,推广起来困难最小的(但不是很小的)语种。这个选择,就好象规定欧洲某种语言如英语或法语为欧洲标准语言一样。官话区居民,特别是北京人占便宜了,如今说官话方言的人,特别是北京人掌握方言能力是全国最差的了。

白话文,就是北京话文字化,是方言的杀手

　　近代有了普及教育的需要,但是用文言文扫盲,普及教育太困难了,口头语言有了国语,书面语言也要改革,就是白话文,就是国语文字化。
　　本来,汉字系统不是白话的最佳载体,白话的最佳搭档应当是拼音文字。但是中国汉字传统太深厚了,结果白话文只得舍弃拼音文字而采用汉字系统白话化。
　　汉字不是口头语言的文字记录,用它实现任何语言的文字化,无论是中国各方言(包括国语),还是韩,越,和语,都有个如何配合的问题。问题不外乎靠造专用汉字或汉字特用(中国的方言字以及日本的万叶假名,越南字喃),或者加拼音符号(諺文,假名)解决之。如今白话文中就有不少官话方言专用字,用习惯了就不察觉了。其他中国方言要书面化也有专用字,最发达,完善的是粤语书面文字,可以和国语白话文相媲美。其他方言如吴闽客赣等语的文字化用的少,有的也许专用字还没有造出来。即使创造些方言字写出来,外地人看不懂,本地人也不习惯。其实,国语和粤语的“白话文”,都是近百年才通行起来的。
　　白话文,使口语和文语距离缩小,大体克服了识字断文两道关口(认字和文言两关)中的一道。对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是有有益作用的。但无论如何,目前我国的初等-识字教育仍然是全世界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的。
　　通用的白话文是以国语为基础,就是北京话为基础的文字。白话文推广减弱了汉字文献在各方言地区的直接文字交流能力(如果那里国语推广没有跟上的话),更大大减弱了汉字文献和韩,越,和语地区直接文字交流的能力。
　　白话文运动和推广国语(普通话)结合,经过近百年推广,在文艺创作,学术著述,商务,公文往来等方面已经取代了文言文,成为我国标准文艺-学术-商业-公事文字语言。国语也吧,普通话也吧,白话文也罢,已经推开,再难更改。
　　文言文时代,文言文自成一语,不支持任何方言(包括官话)。废文言兴白话文结果是汉语各方言中惟独官话方言有了文字支持,别的方言则继续无文字支持。再加上其他优越地位,这就使其他方言在和官话,特别是北京方言的竞赛中处于不平等地位。
　　白话文和文言文不同,白话文来自活生生的口语,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其他官话方言也能沾点边),可以适用于生活用语。因此白话文+普通话,对方言形成了在生活用语领域的竞争。实际上是官话方言和其他方言的竞争,但官话有文字支持,和公事,学术,商务,艺术用语相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就是这些特点,使以官话为基础的国语,普通话,白话文成为对方言的杀手！

衰落中的方言

　　方言在衰落,主要是官话方言之外的方言在衰落,这是不争的事实。主要有三个原因：许多方言无成熟的文字支持；方言无公事,学术,商务,艺术用语地位和以方言为基础的文化,艺术,学术产品实在太少了,成不了气候。
　　中国方言中,粤语有较完善的文字支持,有一定规模的出版物。粤语在海内外一些地区具有公事,学术,商务,艺术用语地位。粤语使用者有相当强大的“海外部落”,他们受国语影响比较小,比较能保持其独特性能。
　　粤语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期以来那里的语文产品(学术,文化著作,影视歌舞等)都保持浓烈的岭南特色,却未为了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为扩大全国影响而刻意向国语靠拢。当这些语文产品被全国其他地区欢迎,接受,加上粤语地区的经济繁荣,服务事业发达,成为其他地区模仿,“引进”的对象。随着便形成了“粤语北伐”的现象。例如在国语的大本营北京也出现了许多粤语字,词汇,以及舞台台词读音也受到粤语的影响。“粤语北伐”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就是粤语无论词汇还是发音,古汉语成分都比官话丰富,使人有文化回归感。别的方言可能缺乏此优势。
　　不过,“粤语北伐”的影响是有限度的,不外乎一些粤语词汇,专用字和读音的输入,不大可能有更大的突破。而且也有相反的情况,例如香港回归后,国语的影响显然加大了。
　　吴语是另一种情况。大约近千年来,吴语地区文化荟粹,经济繁荣,成为我国的精华地区。吴语才子为中国古代,近代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几乎取代北京,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但是那荟粹,那繁荣,那贡献并不一定籍助吴语。为了要在全国发挥作用,就是在30年代,上海的语文产品,那里出版的书刊,电影,唱片等也大多数使用通用白话文和国语,而不是书面化的和口头的吴语。近代吴语大学者蔡元培,鲁迅,瞿秋白等人的著作,不是用文言文写的,就是用白话文写的,虽然也有吴语表达特点(特别是如孔乙己和阿Q的对话等),但毕竟不是主要部分。非吴语地区的人要研究蔡元培,鲁迅,瞿秋白等人的著作,不需一定要学会吴语。吴语即使在吴语地区,也只能在小戏,唱本,家庭生活,市井交易中使用,这在1949年之前就是这样。是的,有“海上花”,但吴语语言产品,包括学术著作,艺术产品数量还是太少,有全国影响的更少。1949年后北京再度成为中国文化中心,吴语衰落加剧了。在上海,由说吴语的作者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样轰动全国的文章,用的仍然是全国通用白话文,而不是吴语。
　　吴语特色文艺作品创新也比较少。越剧,评弹,包括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锡剧,过去茶楼酒肆到处可见,现在只有在高雅文化场合才能见到,和当年拉丁文高雅化一样,实际上就是衰落。但这不是语言问题,以国语为基础的评戏,京戏,甚至相声也趋于衰落,至少不那么“火”了。这和粤语文化产品(不管你怎样评价他们)能够来一场“粤语北伐”大不一样。
　　
附录：
50年代后期北京某大学毕业班学生27人语言籍贯：
官话12人（其中北官9人，包括胶辽1，晋绥2；南官3人皆西南）。
吴语11人，皆太湖。
其他4人（赣2，粤1，闽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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