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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部分地区将早餐称为早点心,午餐称为午饭。常熟沿江福山浒浦吴市东张一直向东至太仓上海宝山以及"沙上人"却正好相反,称早餐为早饭(在旧时早上是吃干饭,有时还会炒上几个小菜),称午饭为点心,甚至将接近中午时分称为点心快。
这是否与沿江治沙垦殖的方式有关。
原来治沙的过程比较漫长,先筑堤圩田防断海水倒灌,然后种植芦苇,开沟排水,待盐碱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方可整地种庄稼,可还不能一步到位,因为河浜(沙上人叫沟)里的水依然卤咸不能饮用,而淡化过程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而一般中小地主或农户自己开垦的,都以原来的住地或靠近荒滩、有饮用水的地方搭建临时住房作为“根据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先“走田”(俗称走脚田),早出晚归,待解决了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才能举家搬迁。所谓“走田”,是指走上十来里路或摆渡过江,才能在租来或买来或自己开垦的田地劳作,因中饭不能回家用餐,要求早饭必须吃得多,而多吃就得有下饭的菜,使一天劳动中的能量消耗和营养补充尽可能在早晨多解决一点;而中午只能在田头用现成的芦苇搭个小窝,俗称“环洞舍”,吃些点心充饥。语言产生于劳动,吃中饭自然就叫“吃点心”了。
成帝咸康七年(341年),以南沙乡建立南沙县,隶于晋陵郡。梁大同六年(540年),南沙县地置常熟县,县治设南沙城(今福山镇),隶于信义郡。是为常熟县名之始。
早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常熟福山一带隶属毗陵郡(今常州)的暨阳县(今江阴、张家港一带),即以“南沙”为地名,西晋永嘉之乱后,有大量的北方士族地主南逃至南沙,故在341年,建立南沙县(位于今张家港东南部、常熟西北部地区),县治南沙城(今常熟福山镇),北方侨迁的士族地主掌控了南沙一切政治经济大权和绝大部分土地,尤其长江口南侧新涨沙洲(今常熟东部和太仓北部的所谓“高乡”地区,大都由此类沙洲演变而来),无一例外地全被他们掠夺去了,故新建的南沙县为侨县,是苏州地区唯一的侨县。颇有意思的是公元540年将南沙县更名常熟县,取其“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之为灾,则岁得常稔”之意。可今天的常熟人常称外地人为“野人”,孰料自己的老祖宗也是北方来的“野人”。但遥想当年,中原经济文化确实比南方发达,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没有完成南移之前,“南沙”犹如今天的“江北”,在中原士族的眼里可能是落后的代称,其所以后来以“常熟”替代“南沙”、“南沙城”改为“福山镇”,都隐含着这层意思。常熟人不能数典忘祖。
“南沙”这个地名的出现,不仅说明福山一带已形成大片沙地,而且极有可能江北狼山一带也有相应沙地出现。联系到今天的沙上人仍然有自称“南沙”人的,而称通东一带为“北沙”人,不客气的称他们“江北”人;世居江北老土的原住民客气一点称沙上人为“南沙”人,不客气的便称“沙蛮”人。从这些民间称谓中,明显带有当年的历史痕迹,不能视为偶然巧合。
有意思的是如今常熟福山和张家港东南部某些居民并不称中饭为点心。这由为何?当年南沙城,即今福山镇,原先不仅是晋陵(今常州)的郡城,还是信义郡(今常熟、江阴、张家港、无锡一带)的郡城,东晋时的郡城相当于今天的省市一级政府所在地,可见南沙县是士族地主最集中的地方,人数相当多,他们之间一直用晋语交流。张籍(766—830年)是苏州人,贞元进士,他在《永嘉行》一诗中这样写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里的“南人”是指西晋永嘉之乱南徙落户江南的北方士族的后代,在五百多年后的唐后期,依然保留了晋语。他们是世族地主,不用上沙洲劳动,当然不会将中饭说成“点心”。可见“点心”一词的应用,是区分当地世族地主及其后代与开荒佃客及其后代的标志性语言
《黄氏家乘》对研究明清时期沙上人的历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徐市位于常熟东境约30公里,《徐市镇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元麦曾是棉区农民的主要口粮。棉农吃麦粞饭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清乾隆年间,里人顾彬的七律诗《过李将军墓次东溆韵》中有‘寒食招魂无麦饭,黄昏吊影有磷灯’之句”。
这里描写明清时期的生活情景和特殊方言--麦粞饭,又叫麦饭,与沙上人毫厘无差。顺便说明一下,“粞”是原粮加工后的糟糠部分,而元麦粉碎加工后都可食用,所以“麦粞”当用“麦饎”比较贴切。“麦饎”、“麦饭”等词可能只流通于讲吴语的棉麦地区,苏北的江淮方言和通东人都称麦饎或玉米饎为“糁儿”,而江南稻区居民只吃稻米,不知麦饎为何物。
《徐市镇志》中还有几幅纺纱车和织布机的照片,更与沙上人使用的一模一样。可见,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海门、崇明与常熟东北部居民以及太仓北部居民原出一体,根脉相同。
常熟县的前身是南沙县,而南沙县的根,可以上溯到东汉设置的南沙乡,尤其在东晋咸康七年(341年),将南沙乡提升为南沙侨县,至唐,“南沙”之名已沿用了三百多年了。唐以前常熟县境内的长江口已有淤涨的沙洲,有的沙洲开荒垦殖后可以生活,因为环境十分恶劣,落户居住的自然是地主庄园内从事生产的佃客,为区别南沙本土人,将这些为地主垦荒的佃客称为“沙上人”。虽然现在的常熟人中没有叫“沙上人”的,但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虞山镇(今市府所长地)的虞山脚下、尚湖湖畔至今还有一个叫“沙上村”的村庄,顾名思义,可能原来某个江中沙洲塌没后沙上人迁居于此,故名“沙上”村。尤其在太仓东北部的浮桥镇一带,今天仍有称沙上人的,但“沙上人”三字的方言读音稍有不同,太仓人读如sǒ-lāng-nīng,可能受昆山一带方言的影响;崇明、海门沙上人读如sō-lāng-nīng,同常熟方言一样,而其它方言,总体上沙上话与太仓话更接近,由此又证明了“沙上人”称谓的源头是更古老的南沙县。
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沙上人源自东晋南朝时的南沙县。因为这些“沙上人”本来就是士族地主的佃客,所以“沙上人”成了贫穷、落后、地位低下的代称或蔑称。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封建文化心理的影响,常熟沿江和太仓北部一带的沙民,在历史的渐进过程中,尤其在明清时期的数百年中随着棉麦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远远超过稻麦经济,读书做官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远比水稻区多得多,摘了落后帽,便不再称“沙上人”了。只有张家港北部和太仓的浮桥一带,成陆时间较晚,又与崇明、海门有姻亲关系,还保留了沙上人这个称谓。因此推断,常熟、太仓、宝山和张家港等地,大凡种棉花的沙民,在历史上不仅都是南沙佃客的后裔,而且还有可能曾经以“沙上人”作称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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