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英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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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是世界上最普及通用的拼音文字，当前的计算机都是以它作为基础语言的。中文（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象形文字，它最古老而独特，一度曾被认为不适于信息处理而必须淘汰，后来却发现它更为有效，将是未来应用最广的。我们研究比较这两种文字，目的是：进一步明确汉字的优缺点以便扬长避短，让汉字也能作为计算机的基础语言，创造出真正的汉字电脑。本文将从两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性能上的比较会使我们坚信汉字的优越性，结构上的比较将帮助我们找到把汉字植根于电脑的方法。

甲、性能上的比较:

  壹、汉字的短处

　　一般都认为，英文只要学会２６个字母及相应的音素，会拼音，就学会了读写，不是文盲了，所以学文化很容易，花一个月的工夫就够了。中文则不那么简单，至少要学会几千个方块汉字。而每个字形状复杂，没有确切的读音信息，且一字多音，一音多字，即所谓汉字有“三多五难”（字数多，笔画多，读音多；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用）。中国孩子要花６～１２年的时间学汉字，太落后了，以至连鲁迅都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于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开始推广拼音新文字，据试验，也只要个把月工夫，就可以写信了。

　　事实当然不完全象上面说的。中国儿童在中小学里并不是只学汉字，而拼音文字也不是只要一个月工夫就可学好的。学几天拼音，能拼出几句中国话，别人看了，百分之七八十都能猜出大意，这十可能的。但说要能基本掌握一种文字，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想一想，方言重的人学普通话，中国人学英文有多么困难，有些人花几年几十年时间都学不会，就可以明白了。说英语的人，学英文也同样不容易。英语专业自学考试课本《综合英语I（1）》第４课是美国著名演员悉尼谈他学英文的故事。他花了半年工夫跟人学读英文报纸，以后还经常练习，才学会念台词。

　　分析起来，汉字是由３０种左右的笔画（远比英文字母２６＊２＝５２种少）组成的，先组成２００～６００种字根（字元、偏旁、部首，相当于英文的字干、前缀、后缀），再由它们组成汉字。汉字对应英文字，汉字字典收字最多的是《中华字海》，达８５０００个，而学生用英文小字典中的英文字都在２万以上。《新英汉字典》收字已达８００００，英文字总数应远远超过汉字数目。

　　汉字唯一的缺点是，缺乏读音信息，所以有时候会懂一个字的意义，而读不出或读不准发音。英文的字母或字母组与音素也不是一一对应，在诸多拼音文字中，发音规则复杂，也会读错，不过比汉字要好得多。汉字只有近一半有声旁（８０％有偏旁，其中一半以上是声旁）。汉语只有４１７个音节（１３６９个不同的音调节），８４％的音节有声旁，但只有２成声旁是唯一的，８成有２个以上不同形的声旁，甚至有１０～２９个不同的声旁。因为汉语音节总数只有４００来个，每个平均有３个声旁，只要认识１０００来个声旁，如果准许“秀才认字读半边”，则所有字就都可以读得出了。但问题是有一半多汉字的偏旁不是声旁，硬要“读半边”就读错了。非关键字读错了不影响交流，多数人长期错读，甚至会改变该字的读音。所以我提议让“读半边”合法化，同时尽量减少多音字，降低错读率，提高汉字的语音信息量。以前的文字改革只在简化字形上下工夫，没有在读音上动手术。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应该有文章可做，准备在另一个地方讨论。

　贰、汉字的优势

　　除了上面这个短处外，其他都是汉字占优势。在汉字输入瓶颈解决之前，认为汉字不适于信息处理，而现在看得出来的以下优点，主要的是第一条、第三条，反而是在信息处理中更能显出其优势：

　　①.汉字含的信息量大，效率高。计算信息量的大小有一个数学函数：熵Ｈ＝－ΣPilog2Pi，这里Pi是事件集合中事件i的出现概率。把汉字和英文字母作为各自的事件集合，其信息量分别为9.71和4.03。虽然汉字高出英文一倍以上，但将几千汉字和几十个字母作比较是不恰当的。对词的概率分布进行计算。汉字词的信息量为11.46，英文词（字）则为10.0，不过汉字词的划分还是有人为的音素。最形象的比较是：在联合国的同样内容的文件中，中文的总比英文的薄得多。随便拿一本中英对照的书翻一翻,都是英文部分比中文部分厚得多。我进行过统计，一般每页的行数，中、英文是一样的；每行的汉字数是英文字母数的一半；在电脑存储时，一个汉字正好要占两个字母的空间。统计结果是，英文的页数是中文的1.4倍。在电脑中，英文文件要比同内容的中文文件大1.4倍。这样，中文的存储效率高，传输和处理的速度也就快。

　　②.阅读中文比英文快，用中文进行思考快。按上条可知，用同等大小的字体排印的印刷品，英文的行数比中文行数多1.4倍。另外，英文是拼音文字，必须把线性排列的字母在脑子里拼成声音才能理解。而汉字是整体的：阅读时多不必把它化成声音，常常掠一下字形就了解其含义，读得快时被形容成一目十行。所以阅读同样内容的文件，速度应快1.4倍以上，用中文进行思考也会快这么多（有文章说达1.6倍）。赵元任先生早就做过试验，用英文背九九表（乘法口诀）要花４５秒，而用中文只要３０秒，快一倍半。

　　由于阅读中文快，用中文思考快，想必电脑识别、理解中文也应该快。单从中文存储、传输效率高这点看就应该如此，虽然尚未见到试验报告。深入分析中文的这种高效率的根源，是在于汉字的双字节代码。因为汉字不能拆分为字母来显示，只能为每个汉字置一个显示字模和一个两字节的代码（内码）。如果也为每个英文字置一个代码，常用的（大学生用字典）英文字大约有１～２万个，所以也可以用两个字节的代码。英文字平均长度是4.64个字母，用双字节代码来存储，就可压缩一倍以上，这样一来，英文的存储传输效率反过来成为中文的1.4倍。但是中文的印刷页比英文少，阅读快等客观属性，是不能用电脑存储机制的改变来改变的。

③.英文的缩略语比起中文的简称来，难记，易搞混。随着社会的发展，概念，因而相应的名词也增多，专有名词也越来越长，使用起来太笨拙。英文中就用组成该专有名词的英文字首字母形成的缩略词来代替，中文中则采用词的首字形成简称。因为汉字有几千，简称不易重复，词短，音节少，容易推出其全称。英文首字母只有２６种，所以缩略词易重复，词虽短，个别情况下读音却不一定短，由缩略词难以推出正确的全称，容易搞错。我随机抽查了一本《英汉缩略语词典》当中的５３２个词条，无重复释义的只占67％，即三分之一缩略词有２个以上的释义（全称），10％以上的缩略词有５个以上的释义，只能在特定环境、特定上下文中才有确定的含义。奇怪的是，现在中文报刊，特别是计算机报刊，也喜欢夹用英文缩略词，一篇文章中这种缩略词太多，何况有许多缩略词是新诞生的，没有词典可查，也猜不透它的含义，全篇文章就看不懂了。为什么不使用中文简称呢？

④.汉字能无限的发展，学汉字能提高智商。中文的简称与多字词无形式上的差别，直接变成普通词。英文缩略词则难以变为普通词汇，因为不是任何字母组合都可以成为有一定读音的英文字，而一定长度内的英文字数是有限的。电脑源程序中常出现很长的夹杂着大写的英文字，很笨重，只能在这特定情况下用。缩略词的混乱上面已说过，这一切表明，英文发展进程中已出现了困难。中文就没有类似情况，创造新词和新字的空间还很大。交谈时，新名字要求用短音节，万一有歧义，可补充说明，而写到纸面上,则总可以用不同的词或字。人类的感官接受信息最多的是视觉，其次是听觉。听觉可区别声波的线性序列，视觉能鉴别形状的平面分布。文字的作用是把听觉信号转变为视觉信号，本应发展提高。但拼音文字维持信号的线性次序，是限制了自己的提高。据研究，幼儿早学汉字，可以提高智商（参见《汉字优势与幼儿教育》）。我们的左脑管语言和逻辑思维,使用字母线性排列的拼音文字时,只使用左脑。使用中文就要同时使用管形象思维的右脑，因为左右脑一起用，所以效率高，智商也得到发展。

⑤.汉字和中文的艺术表现力强。只有汉字有发达的书法艺术，拼音文字几乎没有。中文的诗词歌赋等文学艺术形式，英文中没有哪种形式可以比得上，有些形式，例如对联、歇后语、字谜等，英文中甚至没有类似的。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没有高水平得作品，而是因为难以把它们翻译成英文。英文译本不能传达中文种包含的绚丽色彩，她所有的独特韵味都被抹杀了，这不无道理。

　　乙、结构的比较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记录下来的语言就成为文章。由它的最小的单位组织成的文章的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层次。１９８５年我首次按这种结构层次，对中英文进行了比较，得出以下的对比表：

　　文种　　　第０级（元素）　　　　　　　　　　　　　　第１级　　　　　第２级　　　　　第３

西文（拼音）　音素和形素（字母）一一对应，数目少　　　音节，无显界　　词（字），有显界　　句

　　　　　　　３０～６０左右，有显界

中文（拼形）　形素（字元）和声音非一一对应，数目多　　汉字，有显界　　词（２字以上者）　　句

　　　　　　　约１００～６００个，无显界　　　　　　　　　　　　　　　　　无显界

　　这里所说的有无显界，是指能否明显而自然的分开。汉字的字元以及多字词的划分会因人而异，英文的音节的划分也有类似情况，故定为无显界。这张表中，划在同一级中的两种文字，都是有显界对无显界，现在看来是很不对的。现改为：

文种　第0级有显界　　　　　 　第1级无显界　　　　第2级有显界　   第3级无显界　　第4级有显界

英文　字母共52种，熵＝4.03　 字干、前缀、后缀　　英文字，熵＝10.0　 　　词组　　　　　　句

中文　笔画约30种，熵＝3.43 　字根、偏旁、部首　　汉字，熵＝9.7　　　 　多字词　　　　　 句

　　这张表的对应关系是很自然很明显的。只有汉字的笔画，过去研究得较少。对于我们中国人，笔画的划分是很清楚而一定的。不过笔画的分类归属很不统一。简单的几乎只划分为５种：横竖点撇捺，并已用在汉字字典的检索和电脑汉字笔画码输入法中。实际上汉字笔画有３０多种。表中所列的汉字笔画的熵＝3.43，是我把笔画分为２５种时统计计算的。为了使笔画数接近英文字母数，我把一些笔画归并了，这使信息量降低了。这样做不一定正确。关于笔画的研究，我准备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另外，关于发音，英文字是多音节的。汉字是单音节的，关于汉字的发音信息，亦准备另写一篇文章讨论。

　　现在按这张对比表，讨论中英文的不同之处。英文的基本元素是字母，中文的基本元素是笔画，笔画远比字母简单。字母组成英文字时，字母是线形排列的。而笔画组成汉字时，笔画是在平面的两个方向上按一定规则排列。利用空间的不同排列，简单的笔画组成了含信息量大，易于快速阅读和准确辩识的汉字。这是汉字优势所在之处。我们要研究汉字直接植根于电脑的方法，要研制功能更强的汉字电脑，就该从这里着手。研究汉字的笔画，总结笔画形成平面汉字的规律，使笔画直接组成汉字，不要庞大的字模字库。

　　按上一节第②点后面的分析，完全排除字库加编码的方法，也是不明智的。汉字的平均笔画数为7.4，远比英文字的平均长度4.64长。如果完全用笔画序列来存储汉字，则在存储和传输效率上，将会比英文慢7.4/4.64=1.6倍。而且用笔画码逐码输入，其速度也将会变得不能容忍。所以应该有一个常用字库，不过其显示字模是由笔画组成的，所以占内存很小。原来开发的各种编码输入法仍然有用，只是常用字库可以只有一级字库那么大，各种输入法更可以简化，降低重码率。至于对使用频率很小的非常字，则用笔画输入，并直接以笔画码或字元码存储。这样双管齐下，汉字就能保持高效率和高活力，能适应一切情况和未来的发展。

liyuan

两种语言，称呼同一个东西发不同的音，是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的，但是，由于文化的发展，词汇量有多有少，面对更发达的词汇水平需要更精密的语法。古汉语难以表达现代的很多概念，也不会有现代的很多语法分析。

现代汉语吸收了大量的方言和外语词汇，丰富起来。外文也有速读法，也能一目十行。我们应该分清语言和文字，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繁体字和简化字，都有比较，所以才发展才进步。半文不白的东西目前还很影响交流，不规范的语言还在污染着汉语，词句不通，佶屈聱牙，不是完善的汉语。我们应该发展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文字，帮助扫盲，帮助打字的优化，提高语文效率。

侯良封

转自aeiouo的博客
             《汉语智慧和西方智慧的比较》

  人们常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智慧，当然不同的民族对智慧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汉语使用者所代表的汉语智慧观念，与洋人的西方智慧观念有很大差距。西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无非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之流，都是理论家、发明家、创造家。汉语使用者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理论？还是没有（孙武还有部《孙子兵法》）。汉语使用者把诸葛亮视为最高智慧代表人物的理由在哪里？因为诸葛亮玩计谋、搞诈术的水平中国古今第一。
　　汉语的智慧观念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的智慧标准是发明创造。按照汉语的智慧标准，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不过几个书呆子而已。牛顿遇到诸葛亮，肯定被诸葛亮玩得像如来佛手心里的软糖一样，谁敢在诸葛面前谈天才。而按西方的智慧标准，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连一个高等数学方程式都解答不了，谁敢在牛顿面前谈智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之类擅长计谋的政治老腕，不会被列入西洋天才人物的行列。
　中国有过一个数学家叫陈景润（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了），一天到晚鬼迷心窍地搞什么“1＋1＝2”的数学猜想。当时周围的人都把陈景润视为呆子、怪人，要不是洋人抬举了陈景润，他一直会被认为是智商接近弱智者的痴愚人物。陈景润的论文登出后，中国的反应如同石沉大海，洋人却兴奋起来：“你们中国有个天才的数学家陈景润！我们要请他去讲学。”洋人给陈景润的痴愚平反摘帽，但仍有许多中国人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怪才嘛”。
　　西方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与自然斗争”能力的大小，把天才的美称授予那些揭示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巧妙利用自然力量的发明家。汉语使用者则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人”的理解控制，智慧的高低是“与人斗争”能力的大小。汉语使用者的聪明人标准是：精于为人处世，老谋深算，随机应变，讨好上级，拉拢平级，利用下级。不会做这些的，均被列入“老实”、“呆子”、“不识时务”不开窍愚昧人之列。有句汉语格言：“做人比做事更重要”，陈景润那样不懂做人学问的洋才在中国找老婆都难。提到科学，有些人或许会不服气：“中国汉代的张衡最早发明了观测地震的蛤蟆罐，五代的祖冲之最早算出了高精度的圆周率，明代的万氏最早造出了载人的火箭飞凳……”。但我们也应该了解，张衡、祖冲之、万氏等人，都是历史学家为了和洋人“争口气”，硬从历史垃圾堆中发掘出来的稀有人物。在漫长的历史中，极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更不要说把他们视为民族智慧的化身了。
　　西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抽象思维上。与孟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首创研究无生命物质世界的构造、运动和原因的《物理学》，并提出自然科学中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物质”、“空间”、“时间”、“运动”。亚里士多德还首先提出《方法论》问题，总结出“归纳”与“演绎”两种逻辑推理方法。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提出“力”的抽象概念，并创立了力与运动关系的“运动定律”（后来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律”发生疑问，提出了“惯性定律”）。在牛顿总结出著名的“力学三定律”后，宏观力学基本成熟，量子力学为代表的微观力学又开辟了新的时代。可以说没有“力”的抽象概念，就没有今天的自然科学。
　　与此相比，汉语使用者的智慧体现在感性思维上。汉语使用者虽不擅长提出抽象概念和创立法则定律，但却善于讲故事，把深刻的人生哲理用浅显的文学方式表达出来，古代汉语哲学都寓于名人的教诲和故事般的寓言中。比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郑人买履”这三个寓言，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都一样，但汉语使用者却无法把这些具体的寓言抽象升华为一个理性概念，洋哲学家则把汉语使用者想要说而说不出来的内涵抽象概括为一个概念：“教条主义”。再比如“掩耳盗铃”、“疑人盗斧”、“罚人吃肉”三个寓言的意思也一样，汉语使用者无法像西方哲人那样将这些寓言抽象为一个概念：“主观主义”。
　　汉语的寓言类似于西方的童话，但童话是给儿童看的，因为儿童的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差。而汉语的寓言却是给成人看的，按照西方的标准，汉语的寓言就是“成人的童话”。汉语使用者的民族性是什么？鲁迅无法用理性思维得出一个抽象的概念，只好借用感性思维的寓言方式，写了《阿Q正传》。当然鲁迅用感性思维的方法是用对了，因为汉语使用者对理性抽象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抗拒感，理性强的学说很难在汉语使用者中得到广泛的接受。
　　另一方面，汉语使用者和西方测试个人智慧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西人用IQ试题检测你的发想力、推理力和创造力，然后给你一个大脑IQ值。西方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是以测试学生的推理想象能力为主。古代汉语使用者怎样评价个人的智慧呢？这就是科举考试，用写文章来评价你的智慧程度，秀才、举人、进士的差别就在于写文章水平的高低，文章写得最好的被皇帝赐封状元。一个家族如果出一个状元，那是极其荣耀的事，会永久记载在家谱中成为后人的骄傲。
　　那么科举考试考什么呢？既不是考应试者的逻辑推理和想象创新能力，也不是考应试者掌握知识的数量和准确程度，而是考应试者的“文采”。由于文采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中国的科举考试不象西方大学考试有一个客观的分数，考生在科举考试中排名完全由主考官个人的好恶来决定。
　　汉语使用者所谓的“文采”又是什么呢？这也没有一个客观的定义，很难用语言来精确说明。大致讲来，有“文采”的文章，作者不是简单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用比喻、借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来间接婉转地表达思想，平铺直叙讲大白话被认为文字水平较低。古代中国把文学表现手法称为“赋”、“比”、“兴”，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西洋没有“文采”这个概念，只好把“文采”翻成“literary talent”，西洋人也很难理解汉语使用者追求的“文采”到底是什么东西。
　　西洋画的特点是写实、写生，绘画以忠实模写自然为第一要义。而中国画的特点是写意，画家用比喻夸张的手法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同样西洋文章的特点是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汉语使用者的文章特点则是文字表达的比喻和夸张，动不动就来个“白发三千尺”。洋人小说中描写美女，直接描写她眼睛怎样、脸庞怎样、身段怎样、表情怎样，而古代汉语小说描写美女却喜欢用比喻的手法：“沉鱼落雁，羞花闭月”。汉语使用者认为为了达到“文采”效果，牺牲描述事实的准确性也是可以的，所以才有张继的问题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月落本应该是黎明时分，后面又说“夜半”，夜半与月落的时间相关显然不对；乌鸦是白昼动物，和鸡一样晚上睡觉，半夜听到乌鸦叫，就像半夜鸡叫一样不自然；再者寺院也鲜有半夜敲钟的，“夜半钟声”也让人感到诧异。由于汉语诗词并不著重“写实”，而著重“写意”，只要意境好，即使诗境与现实不符，也仍被认为是好诗。
　　中国古代创造过多种文学题材，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都非常强调讲究文采。新文化运动前，白话文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人玩艺儿，有水平教养的文人都是吟诗作赋。《三国》、《水浒》等小说本来写的不错，可是作者每每到关键时刻，总忘不了赋诗一首，来个“有诗为证”，硬塞入一首不伦不类的诗，试图以此来表现作者的“文采”。作者似乎是想说：“我不是只会写白话文，我也会写诗”。
　　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科学”？其关键之一就是汉语使用者没有创造出直接准确描述事物的“论文”体裁。西洋人把文字当作交流思想的工具，而汉语使用者把文字当作卖弄学问的敲门砖，动不动就要来一点“赋比兴”的文学手法。如果请一位汉语状元起死回生来描写一个化学实验，很可能会是这样：“当酒精灯烧得像早春二月阳光一样温暖的时候，放上一只少女眼眸般光碧晶莹的烧杯，加入宛如观音菩萨玉瓶里露珠的清澈洁净蒸馏水，即刻发生令人赞叹不已的奇妙化学反应，快似疾风，速比闪电……”。
　　汉语使用者极其重视文字的华丽和表现的优雅，却非常忽视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经常不分场合滥用文采修辞，因此中国无法诞生西方式科学论文体裁。有人以为洋人读枯燥无味的科学论文是因为这些文章有实用价值，可是我们应该记得，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自然科学并不象现在，是毫无实用价值的“纯学术”。汉语使用者大概很难理解洋人为什么会对那种枯燥描述自然现象的毫无文采的科学论文发生兴趣。
　　有人以为中国在搞了科举考试以后，才出现重视文采不重视思想内容的倾向。其实汉语使用者重文采是自古就有的传统，汉代尚没有科举考试，但汉代的特产“汉赋”，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文采轻内容的文体。司马相如写了一篇《上林赋》，其受欢迎程度居然搞到洛阳纸贵，但《上林赋》除了通篇的美丽辞藻外，却没有什么实在的内容。
　　由于汉语使用者的智慧观，把写作文采当作智慧的标准，造成长年来汉语文华而不实的风气。古人也感到这种重文不重实的行文弊病，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过一个古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古人朴实的文风，认为文章应以内容为重，“言必近真、不尚雕彩”。中国古代早有白话文，几百年前的《三国》《水浒》就是用白话文写的，但白话文一直在中国文人界吃不开。白话文可清楚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文言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无法用文言文书写细腻情感的小说。中国文人放著准确表达思想的简单白话文不用，偏喜欢用连断句都要费几分脑筋的复杂文言文，还喜欢在里面加一些不作解释的典故，更让人难于理解。
　　如果说白话文长于“表达思想”，文言文则长于“卖弄学问”。“表达思想”越简单清晰越好，而“卖弄学问”却是越曲折绕弯越显得有学问。明明可以用简单直接的话讲清楚的事，汉语使用者却要借古怀思，引经据典，搞得十分复杂。你用简单的词句，会被认为是学识不够，文采不深。用地摊小贩都会讲的白话文写文章，没有赋比兴的烘托，没有起承转合的文脉，不引经据典，如何展现作者渊博的学识与华丽的文采？
　　五四后模仿西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兴起，下里巴人的白话文才在中国登上文坛。胡适等人提倡学习西方的写实文风，少用修辞，不用典故。据丰子恺回忆，他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正值学校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文学，要求学生作文时“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一个学生写自己奔丧时用了“星夜匍伏奔丧”，被老师责问：“你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地上爬去的吗？”
　　尽管废除科举引进西学以后，汉语使用者的智慧观有所改变，但中国仍然是诗的国家，人们喜欢比喻和夸张，喜欢中国画那样诗般的意境，对西洋追求真实的科学和追求写实的艺术，总是敬而远之。汉语使用者极少会有人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是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单纯出于兴趣去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那样缺乏文采的论理文章（陈景润则是例外中的例外）。
　　汉语智慧也有其闪光之处，在研究人性的缺点并加以利用方面，远远走在西方前面。西方无数的军事学家、将帅参谋，打了几千年仗，却从来没有想出过“空城计”这样的绝计。如果用同样的兵器，古罗马军团无法战胜善于用计的东方将军。治理中国自然也要用中国式的智慧，西洋式的智慧在中国行不通。
　　西方人把思想家当作民族智慧的骄傲，汉语使用者则把计谋家当作民族智慧的结晶。西方人看来陈景润比诸葛亮更智慧，因为陈景润和爱因斯坦是同一类人；而汉语使用者看来基辛格比爱因斯坦更聪明，因为基辛格和诸葛亮是同一类人，汉语智慧和西方智慧是没有交点的两条平行线。西方智慧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发明家；汉语智慧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一个计谋家生在西方是一个悲剧，一个发明家生在中国也是一个悲剧。毛泽东如果生在美国，一辈子只能在图书馆做一个平凡的图书管理员，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爱迪生如果在中国，一辈子也只能在药铺里当一位普通的售货郎，同样找不到发明创造的机会。按照西洋的智慧标准，汉语民族是一个缺少思想发明的民族；而按照汉语智慧的标准，汉语民族则是一个深晓世故人情、随机融通、机灵活络的绝顶智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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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坚持反对逆向种族主义的立场？

　　　　　　　　　　　　　　　　王小东

　　此文是应一些青年朋友要求我回答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还要坚持爱国主义而写。然而，站在一般的立场上讲这个题目，也许一个循循善诱的中学或大学的公民课老师会比我讲得更好。我认为不同的人爱国，很可能是基于不同的理由，我们也许有必要多听听不同的人爱国的不同的理由。在爱国已不再被人们认为道德高尚，不再被人们认为时髦，不再被人们认为符合时代潮流，甚至不再被人们认为符合“理性”的时代，为什么仍有一些人坚持爱国的，或者说是民族的立场？每个人的理由也许并不完全相同。我只能讲讲我自己的。

　　我认为我自己从一开始实际上仅仅是反对逆向种族主义，还没有上升到“爱国主义”，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的高度——恐怕到现在也没有上升到。逆向种族主义这个我自己杜撰的词听起来有点生僻（其实我也是在和逆向种族主义斗了将近十年之后才发明这个我认为最为贴切的词的），但实际上它的内容非常质朴，就是中国人是低劣的、中国文化是低劣的，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细分，凡是沾上“中国”这两个字，那就是低劣的。至于那些汗牛充栋的论述，无论是文学的、大众传媒的，还是学术的，实际上都是先定了这个结论，然后再为此寻找理由。它产生的原因我认为也非常质朴。与此相对，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原因也是质朴的。质朴的思想虽然高度不够，但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强健性”。简单地说，就是它的对与错并不受一些更为细化的东西的影响。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的立场，其实也与对于所谓“全球化时代”的一些更为细化的判断无关。虽然我对于所谓“全球化时代”也有自己的一些更为细化的观点，但从逻辑上说，即使我不坚持那些更为细化的观点，我还是会坚持反对逆向种族主义的立场。

　　一. 无法接受这种对于智力的亵渎

　　我认为逆向种族主义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很多说法实在是非常荒谬的。如果能够允许我把他们的荒谬说法都举出来，并按字数付稿费，我可能可以发一笔不小的财。在这里，我只能举一些顺手拈来的例子。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让我拿这群恶心的中国人怎么办？”初看之下，以为“中国人”又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天条了？细看之下，无非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发现班里的其他中国留学生“弄来了solution book（习题答案）和前人的作业与 project ，大家改头换面，除了算法什么都变。然后交作业前大家讨论核对，拿出最佳方案”，然后又将“美国人”怎么好，“中国人”怎么坏大大抒发一番。就这么一件事，简单地说就是“抄作业”吧。我并不赞成抄作业。问题是抄作业虽然不好，也算不上什么大恶，甚至是完全合法的：没有任何规定禁止同学们互相交流学习心得，而交流到什么程度算“抄”，什么程度不算？实在没有操作性。更主要的是，这与“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在美国上过学，但我在日本上过学。我在日本上学时，曾有东京大学的学生会来找我，说是他们从计算机里调出了数学分析课老师的整个题库，听说我是数学系毕业的，希望我能够帮着把这些题都解出来，俾使全体同学再不受老师的酷刑折磨。我幸不辱命，帮他们全解了出来，同时很赞赏他们的学生会：真替同学们办事，我们的学生会怎么就没替同学们办过这种事呢？说到这里，我准知道，“让我拿这群恶心的中国人怎么办”马上就会扩大化为“让我拿这群恶心的东方人怎么办”了。可是且慢，我看到报道，说是互联网发展起来后，美国提供习题答案，乃至替写学位论文的网站比比皆是。取巧心理任何民族都有，与“中国人”何干？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我在这里决不是为现在中国泛滥成灾的花钱买学位辩护。个人有取巧心理是正常的，但社会制度应该尽可能公正，不让个人轻易取巧。我必须指出的是，花钱买学位泛滥成灾是最近十来年的事，而在这之前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文革那几年除外），中国无论有多少缺点，有关学位的事情是全世界最公正的。因此，这与“中国人”无干，而是体制上出了一些问题。

    把体制上的问题都笼统的归罪于“中国人”、“中国文化”，恰恰是逆向种族主义极为有害的一面，并充分暴露出它的帮闲嘴脸，这我在后面还要讲。回到前面那个帖子上去，从这个道理说，如果抄作业真是那么坏，我们就不应该说“让我拿这群恶心的中国人怎么办”，而应该说“让我拿这个恶心的美国制度怎么办”——你美国不是号称法制国家，号称不怕人坏、用制度能把坏人制住吗？怎么就到今天还没想出办法来把抄作业制住呢？

　　这个帖子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写的，涉及的事情也不大。然而，这只是一个顺手拈来的小小的例子，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类似的例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多少。更为重要的是，在那里领导着荒唐的，然而浩浩荡荡的逆向种族主义大潮的并不是这种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而是无数的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乃至高级官员。他们也不仅仅是谈谈抄作业这种小事，他们是成系统的制造谩骂中国整个文明、中国整个种族的所谓“学问”、“思想”。他们以自己的所有聪明才智，以自己的生花妙笔，判定了一切与中国有关的东西都是“下流的”——也许只有他们自己除外。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其他方面很有成就——我深为他们把智力浪费在鼓吹逆向种族主义上感到惋惜，而另一些人则一辈子没干别的，仅凭“论证”了中国文化是低劣的、中国人是低劣的，就成为了大人物，获得了大把大把的花“低劣的”中国纳税人的钱的特权。他们所遵循的逻辑，和这个帖子大致相同——很明显，这个年轻人写这个帖子的逻辑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超级的“皇帝的新衣”。我是靠出售自己的智力吃饭的所谓的“脑力劳动者”。我可以遵循这个行当现今的规矩，去认可、去追随、去颂扬逆向种族主义，以此而在中国由他们主导的学术界谋生。可我觉得，如果我不把自己的想法喊出来，喝破这个皇帝的新衣，先不去论什么“爱国主义”之类的更高深的事，这首先对于智力是一种亵渎。如果我们这个已经有了数千年文明史，有十三亿人的民族，没有一个人出来挑战这种对于智力的亵渎，那我们还就真是劣等到家了。幸而我们还有人出来。

　　所以，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

　　二. 不能接受一些人把自己的过错和罪恶推到整个民族头上

　　逆向种族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今天这种大势，当然有着它的历史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出现过两次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否定与中国有关的一切的大潮（我倾向于不把第一次也称为逆向种族主义，因为在第一次大潮中，许多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爱这个民族的，这一点与当代的这一次有很大不同）。第一次的原因显然是中国败于外国之手，而且败得很惨。第二次，也就是当代这次，则是出现于中国败于一些中国人之手，而且败得很惨。从这个意义上说，逆向种族主义是有着自己的历史原因的。因此，那么多中国人为逆向种族主义所惑，是可以理解的。但可以理解，并不等于逆向种族主义就正确。从智力的角度说，逆向种族主义是极为弱智的，这在前面已经谈了；从实际功用的角度说，逆向种族主义并没有像它的倡导者们所鼓吹的那样，使中国任何中国社会改进了什么，反而是使它强化了原有的缺陷，放弃了原有的长处，还添了数不清的新毛病，这我在后面还要谈。

　　在“文革”中，一些中国人遭受了不少磨难，整个国家也遭受了不少磨难，而这一切磨难又确实很难归咎于外部势力。由此而认为是中国这个文明，乃至中国这个种族出了毛病，虽然并不正确，倒也是人之常情。故此，我对很多持有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的人表示理解和同情。

　　然而，有一些逆向种族主义者就不那么值得理解和同情了。这些逆向种族主义者往往出身于中国的上层，自认为在“文革”中吃了一些苦，特别是吃了下层的一些苦，便心怀怨恨，并把怨恨的对象扩展到整个中华民族。其实，中国当时所受的磨难，恰恰是他们这些人自己，或是他们那个阶层制造出来的。应该受责备的恰恰是他们自己，而不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我们宽容了他们，他们却把自己所犯的过错和罪恶推到了我们头上，并且为他们自己现在搞腐败制造理由：中国人是坏透了，我们算是看透了，因此，我们搜刮够了之后投靠外国，或是投靠外国帮他们搜刮，完全正当、完全有理由；不是我们不仁不义，而是中国这个文明，中国人，自己烂透了。这就是相当一部分逆向种族主义者大力提倡逆向种族主义的根由。实际上，逆向种族主义的兴起和这些人很有关系：在当时，离开了他们的权力和金钱，逆向种族主义很难获得那么大的势头；在今天，离开了他们的权力和金钱，逆向种族主义更是很难继续保持对于大众传媒和学术讲坛的垄断。

　　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所谓“全民忏悔”的问题。最近在一次讨论“文革”的会议上，又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当即回答说，我不忏悔，我没有犯过什么错，我为什么要忏悔？于是有些人便大怒。这些义愤填膺的人，却往往是在“文革”中犯有过错或罪恶的人。是的，我不忏悔。记得在“文革”的抄家热中，我的一个小伙伴的家被抄了，他哭着跑到我家来，我和我的家人并没有和他“划清界线”，更没有“斗争”他，而是善意的接待了他。我家，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即使是在“文革”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良知从未泯灭过。这样的中国人仍旧是占大多数，我们为什么要忏悔？所谓“全民忏悔”，混淆了责任。而混淆责任，则往往就是为作恶者开脱。

　　我准知道，有些人又会提出德国民族忏悔的例子，大讲中国人是一个不知道忏悔的民族，因而又是十恶不赦了。我想说，这根本不一样：德国的事情，确实是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犯下了罪恶；而中国的事情，则是一小部分中国人对于其他中国人犯下了过错和罪恶（请注意我始终加上“过错”一词，以表示宽容之意）。应该是他们忏悔，而我们这些中国人，应该是要求他们忏悔。而他们，今天不仅没有忏悔，反而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把他们自己的低劣归咎于中国文明，归咎于中国人。我认为这才是逆向种族主义的实质。

　　所以，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

　　三. 对于逆向种族主义虚假的反叛姿势感到恶心

　　逆向种族主义者们往往摆出了一个反叛的姿势，正是这个姿势，而不是他们的理论和智慧，自80年代以来博得了不明就里的大众的同情和支持。其实，他们的算盘精得很，他们利用的是自己在信息方面的优势。他们深知在中国，你只要摆出一个反叛的姿势，就绝对能哗众取宠。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他们的这个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反叛姿势，不但不会触怒权势者，反而是投其所好的。这理由我在前面已经讲了。《河殇》就摆出了这么一个姿势，这个姿势令当时的公众为之倾倒。直到今天，大多数人虽然已经认清了他们的理论的浅薄，却仍旧神往于他们的勇气。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人因为搞了《河殇》而得到了巨大的物质利益。

　　今天，许多当时的逆向种族主义者已经成了教授、局级以上干部，掌握了学术和大众传媒，有了思想界的生杀大权。你不顺着他们的道走，就发不了文章，拿不到学位，评不上职称。你顺着他们的道走，你就有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你就可以得到破格提拔。于是，一些聪明的年轻人继续摆出这个虚假的反叛姿势，以期既得到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又拿到权势者给予的权力和金钱。当然，今天更多的人认清了他们的姿势的虚假，权力和金钱他们可以继续拿，但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则少了一些。于是，他们便气急败坏的大骂“民族主义”。

　　逆向种族主义的反叛姿势的虚假性的另一个方面，则是黄纪苏在《革命及相关词语》艺文中分析的最透彻，我希望读者能看到它的全文，我在这里只能引用几句，挂一漏万：“仗着洋人看不起官，认为在一体化的全球，洋人才是师祖，官不过是收编的邪派，要矮着一辈儿，自己虽然更矮，但与师祖最亲，是精神上的嫡系。”因投靠了更强大的权势者而摆出的反叛姿势，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反叛。

　　所以，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

　　四. 逆向种族主义确实起了许多坏作用

　　当然不能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逆向种族主义，我也从来没有这个意思——那些以此来指责我的逆向种族主义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只是想说，逆向种族主义绝没有起到它的倡导者和他的支持者所吹嘘的那些伟大的好作用：改造中国的国民精神，解决诸类弊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相反，它很起了一些坏作用。

　　它把中国所有的问题笼统的归咎于“中国文化”，归咎于“中国人”，这不仅如前面所说的混淆了责任，模糊了问题的真正所在，而且涵着一个意思，就是因为中国是从根上坏了，从人种上就坏了（有些逆向种族主义这是公开这么说的），所以也别指望什么更好的前景了。9 0 年代，逆向种族主义理论就明显的被用到了这个方向上。于是，权势者腐败有理了（当然，论述腐败有理有一条统一战线，经济学家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论述腐败有利的），心安理得了，责任也被推到了“中国人”头上了。于是，无权无势者逆来顺受了，谁叫我们是劣等民族呢？谁叫我们生自出劣等人的肚子呢？

　　它并不像开始所宣称的那样，反掉了与中国有关的一切，就会使中国人拥抱确实是由西方人发端的自由和民主。实际上，逆向种族主义完全可以调过来使用：既然中国人是劣等的，不像西方人那么高贵，那么，中国人就不适合享受自由和民主，他们享受了这种权力就会把事情搞得极坏。我在8 0 年代就预见到了可以这样使用逆向种族主义，而到了90年代，他们果真这样使用逆向种族主义了。逆向种族主义被精英们用作要防范一般中国人，不能给用一般中国人太多权利的理论根据。

　　它使得我们这个民族丧失在国际上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要求我们高高兴兴的顺从国际上的权势者，比中国人更“高贵”的白人的统治。美国人杀了中国人，中国人抗议几声，那些逆向种族主义者就破口大骂，说是中国人“狭隘”、“暴力”、“愚昧”、“非理性”，总之是低劣。他们要替“高贵”的白人培养听话的奴隶。这对于西方人也许是件好事，但对于中国人决不是什么好事。

　　它阉割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想创造性。中国思想界这些年来缺乏创造性是明显的。一些逆向种族主义者也在大谈中国思想界的浅薄、贫乏，当然他们又由此证明自己是说对了：看吧，中国人就是劣等，在思想上创造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则认为，中国思想界的浅薄、贫乏固然有着其他原因，而逆向种族主义也是原因之一。试想，整天想着自己民族是劣等的，有着比自己更为高贵的人种，还有什么可能提出创造性的思想，还有什么可能欣赏其他中国人提出的创造性思想呢？中国思想界缺乏培育创造性思想的氛围，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被逆向种族主义窒息的，正是他们，在当今中国的思想界占据着主导地位。把中国的事情搞坏，然后又以此为依据，来证明中国就是不行，这就是逆向种族主义的伎俩。

　　这里还有一个悖论，就是“全盘西化”。我并不因“全盘西化”是“西化”而反对，如果这确实对中国有好处，为什么不呢？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中可很少有自己民族、自己文化是劣等文化的逆向种族主义者，他们中的种族主义者都是正向的，即认为别的民族是劣等的，自己民族是高贵的。逆向种族主义的“全盘西化”又怎么行得通呢？

　　所以，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

　　五. 结语
                          
　　我们中国人本不应如此作践自己。我们中国人，和许许多多的其他民族一样，当然有很多的缺点和问题，特别是在近现代，我们确实是屡战屡败。但作为一个文明，作为一个民族，从整个的历史长河看，我们的文明过去是辉煌的，今天也仍旧充满活力，我认为这一点无可争议。

　　欧洲议会的中国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曾来找过我们。我不知道这算是个什么级别的官，但就从他能够会见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来看，大概级别也不低。他在把代表团的其他正式成员都赶回家之后，特地以私人身份在中国多停留几天，来会见一些中国人。我们问他为什么来找我们。他说：他和其他一些欧洲人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将来肯定行不通，而举目望去，只有中国有力量领导这个世界走另外一条更好的道路。当然，他说：对中国目前的状况相当失望，中国的力量现在只是一种潜力；他找我们就是想探讨探讨中国有没有人在思考新的道路，有没有在未来领导人类走更好的道路的意愿和思想。

　　我准知道，一些人又会跑出来嘲笑，我这也是“挟洋自重”，西方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虽然是西方人，但如果赞扬了中国，则这个西方人也变得劣等了——这是许多逆向种族主义者的思维）捧了中国几句，我就拿来做根据了。我并非以此作根据，我对于中国的信心当然不能依赖于一个西方个人的观点。我的信心来源于中国文明在历史上的辉煌。但这个西方人却是在一点上触动了我：我们中国人确实也应该多考虑考虑全人类的事——不是只考虑如何去“接轨”和“融入”，而是也要考虑考虑如何把这个世界改得比现在更好。我打算今后多考虑考虑。

　　让他们去嘲笑和谩骂吧，我坚持自己的反对逆向种族主义的立场。

　　摘自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2001-01-19 vol.53

(另有一篇逆向种族主义的谬论，见“下载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