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是语言垃圾，还是伟大的国学？（24）

youngertree

是语言垃圾，还是伟大的国学？（24）
杨润根

“我厌恶紫色夺去了朱色，厌恶郑声扰乱了雅乐，厌恶利口倾覆了国家。”

这是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一书中的第458页上的一段译文，它显然缺少最基本的常识，也显然是在现实中生活、行动和思考的中国人永远不会说、永远不会写的语言，它只能出现和存在于一切语言和思想的藏污纳垢的场所——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之中。

这一段翻译又一次证明了我的判断：20世纪的中国经典解释者们对于中国古代语言及其思辨方式是完全无知的，他们在20世纪所做的全部工作仅仅是像以往的经学家们一样不断地制造了对于汉代以来的全部歪曲颠倒的经典解释的迷信。

当我们读到“我厌恶紫色夺去了朱色”这样的语句，我们首先就会问，“紫色夺去了朱色”是什么意思？它是指纯粹自然的事件，还是指人为的事件？紫色是“夺去”这一行为的主体吗？如果紫色是这一行为的主体，那么“紫色夺去了朱色”就是一个纯粹自然的事件，然而对于纯粹自然的事件，我们为什么要表示厌恶呢？此外，根据常识，包括紫色在内，任何颜色都只是物质表面的微观结构所具有的一种光学特性，它不是某种物质实体，因而它也不可能成为行为的主体，相反它只是物质实体的行为结果，因此在任何色彩的后面必然隐藏着一个真正的行为主体。从这句话之中的“厌恶”这种人类情感和“夺去”这一行为来分析，这个行为主体决可能是自然界里的物质实体，而只能是人类的个体。对于“厌恶郑声扰乱了雅乐”这句话我们也可以作类似的分析。

事实上，在中国古人的思辨中，一切事物都毫不例外地首先是人的认识对象，其次是人的行为或实践的对象。比如对于道这个事物，它既是一个客体，也是人的认识和言说的对象，同时也是人的认识和言说的结果，因此“道”直接具有了说、说道理和逻辑推理的意思；比如谷这个事物，它既是一个客体，同时也是人的行为或实践的对象，因而“谷”也直接具有收获或收获谷物的意思；比如相这个事件，它既是指人的眼睛与原始森林的相遇，也是指人的观察行为和观察行为的结果——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真相的了解……从对于大量的中国文字本身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古人是把宇宙万物视为自己的对象的，因而也是把自己视为宇宙万物的认识的或行为的主体的。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语言之中，与其说是中国古代语言往往普遍地省略了人这个不言自明的主体，倒不如说中国古代语言直接隐含了人这个不言自明的主体。根据现代的语言习惯，在翻译中国古代语言时直接说出这个主体是应该的。如果说中国古代语言是一种多维情景性语言，那么人这个不言自明的主体显然是构成这种多维情景的重要元素。
此外，不论从我们对于中国古代语言的直接分析之中，还是从宋代以前人们对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著作的精妙解释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语言的词与词和句与句之间，不仅具有顺向修饰和原位修饰的特性，而且具有反向修饰和跨位修饰的特性，这种特性也就是中国古代语言的数理逻辑特征之一。比方说，1，3，5，7，9，2，4，6，8，我们非常清楚它们的意思——它们都是一些数字，但是在135792468这个数字之中，它们几乎都在原来意思的基础之上获得了全新的意思，1变成了一亿，3变成了三千万，5变成了五百万……它们所具有的全新的意思是这些单个的数字彼此或顺向或反向、或原位或跨位修饰的结果。中国古代语言也具有这种特征，这就是除了顺向修饰和原位修饰性质之外，还有逆向修饰和跨位修饰（包括跨词和跨句修饰）的性质。正是这种修饰特性，使得我们往往应该根据一段话之中的最后一句话来理解前面的所有的话，或者根据一段话之中的最前面的一句话来理解最后面的一句话。比如钱穆先生上面的那段译文所依据的原文：“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帮家者”，我们应该将它理解为“恶利口之使紫之夺朱也，恶利口之使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帮家者”，也就是说，“利口”作为一个方式副词，它不仅修饰最后一句话，而且也修饰前面的两句话。同样在“周有大赉，善人是富”之中，“大”不仅修饰“赉”，而且修饰“富”。
中国古代语言的第二个数理逻辑特点是，它非常类似于数学方程或化学反应方程两边的配平，比如“脉顺则生，脉涩则死”，我们应该将它理解（配平）为“脉顺滑则生，脉逆涩则死”；比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我们应该将它理解（配平）为“刑礼不上大夫，刑礼不下庶人”（既不使上，也不使下，因此这两句话的真正意思是在政治法律制度面前每一个人之间应该维持与生俱来的平等）。
除了多维的情景特性和数理逻辑特性之外，中国古代语言还具有它特有的思辨特性，比如存在和行为的统一，行为和存在的统一，行为和行为主体的统一、行为和行为方式的统一、行为和行结果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主体和对象的统一，这些都是直接隐含在中国古代语言之中的普遍的思辨方式。因此，在中国古代语言中，一个“欲”字往往既是指欲望，又是指欲求，又是指望和欲求的对象，又是指欲望和欲求的结果——获得。此外，还有事物与事物形态的统一，事物与事物功能的统一、事物与事物价值的统一，正因为如此，“牢”具有牛室的意思，也具有牛室通常具有的坚固的意思，“门”具有屏障或把守的意思，“玉”具有珍爱的意思。

从宋代以前的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著作的非常精确、明晰、生动的解释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语言所具有的以上这些特性是非常清楚的，然而经学家们却似乎对这些特性一无所知——对于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秉承专制帝王们的专制意志的经学家们不仅要通过自己的经典解释活动创造一个专制帝王们所需要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且要通过自己的经典解释活动把中国古代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思想和语言降低到那些不学无术的专制帝王们的水平之下——这也就是这个领域之中语言和思想的垃圾充斥的原因。当然，专制帝王们没有忘记让这些按照自己的意志生产出来的语言和思想的垃圾享受荣华富贵，以便突显自己享受荣华富贵的合理性。结果像钱穆先生一样，20世纪的国学家们都在迷信那些享尽荣华富贵的语言和思想垃圾。

        许许多多的中国学者不明白我的翻译为什么会如此复杂和如此宂长，也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理解中国古代语言的思辨特性和语法特性的原因。许许多多的学者还认为我的翻译太现代，现代得几乎不可思议，其原因是以往的经典解释和翻译总是使他们难以真正接近和理解，因而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遥远的距离感，而我的翻译则完全消除了这种遥远的距离感。可以说，读我的解释和翻译没有遥远的距离感，正像我们读古希腊、古罗马人的著作没有遥远的距离感一样。

我的翻译是：

“人们应该厌恶那种依靠卖弄伶俐的口舌而把本来远非鲜艳的紫色赞美得光彩照人，而把本来光彩照人的红色贬低得黯然失色的人；应该厌恶那种依靠卖弄伶俐的口舌而把本来低级庸俗、混乱刺耳的郑国音乐赞美为高雅优美的音乐艺术，而把本来高雅优美的音乐艺术贬低为低级庸俗、混乱刺耳的声音的人；同样，人们也应该厌恶那种依靠卖弄伶俐的口舌来贬低一个本来是每一个人的温馨的大家庭的联邦国家并企图以此来颠覆有关它的全部历史事实的人。”